我在2015年9月20日全國港澳研究會舉辦的「香港在國家發展戰略中的地位和作用」論壇曾談及，金融體制及金融業的改革與發展方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普通法法制，確實能帶給中國至為關鍵的策略競爭優勢。
香港所行的普通法與內地所行的民法制度，乃源於截然不同的法律傳統。普通法傳統中的法律基礎，比較有助推動金融市場蓬勃發展。任何地方既已採取一種法制，根本難以改行另一種法制。據我所知，改行法制成功的例子亦鮮有所聞，最多兩種法制在部分工業國家有出現趨近的發展。
兩大法制的濫觴
本港的普通法制度，為採取民法制度的中國內地提供獨特機遇，使之得以透過另類平台，實行融入國際金融市場的策略性體驗。內地現已試行的金融市場活動，包括企業上市、政府及企業發債，以及人民幣自由化等。歷史上的機緣巧合，造就了中國國境之內，包含一個實行截然不同法制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應好好加以利用；另一特別行政區澳門，則實行承襲自葡萄牙的民法制度，無法起到這個作用。
普通法制度早於12至13世紀在英國本土制定，同時引入陪審團制度。民法制度約於同時期在法國制定，以羅馬法為依據，尤以《查士丁尼法典》（Justinian law）為主。西羅馬帝國覆亡之後，歐洲陷入中世紀時代，《查士丁尼法典》得力於天主教會而保全。至於法國，在拿破崙致力制定法國法典之後，其民法制度更跨進一大步。
在法國大革命戰爭帶動下，拿破崙法典傳遍歐洲，後來更成為德國及北歐法典的基礎，並逐漸演變成歐洲大陸法律傳統。
及至帝國主義時代，全球各殖民地採用普通法或民法，其他國家則相繼二擇其一。20世紀初，中國採取德國法典，以促進經濟增長及國際貿易。《1900年德國法典》亦成為日本法典的主要依據。俄羅斯自行採用的法國民法制度，成為蘇聯社會主義法典的基礎；蘇聯解體後，則回復採用法國民法制度。
普通法較保障股東與債權人
普通法與民法這兩大傳統法律根源，在世界各地落地生根，令當地社會的未來經濟發展，尤其在金融市場發展方面，結果極不相同。
有關對投資者的法律保障，是金融市場發展的核心問題，各國多以本國的商務法（以企業法及破產法為主）為制訂法規依據，其中包括保障場外股東及場外優先債權人的相關法規。
對場外投資者的法律保障尤其重要，因為保障投資者的資產免受企業內部知情人剝奪，有助於鼓勵互不相識的投資者放心交易，促進金融市場蓬勃發展。
兩大法律傳統於保障股東及債權人方面的法規，在制度上有很大分別：實行普通法（源於英國法制）的國家，有關法律的保障程度較高；實行民法（源於羅馬法），尤其是實行法國民法的國家，有關法律的保障程度較低。作為保障投資者的工具，商務法的法律根源，無疑是金融市場發展前景的一大指標，一般而言，民法對於股東及債權人的保障往往偏低。
民法通常較普通法帶來更大程度的國有化或國家對市場的規管，對市場產生不良影響。相對於實施普通法的國家及地區，奉行法國民法制度的各國，其商務及勞工法規相對較嚴，而銀行及傳媒屬於國有的情況也較為普遍。
此外，一般採用民法的國家法律形式主義較重，法官任期較短，判例法在憲法中的接受程度明顯偏低，司法特色因當地法制而異。而普通法國家的司法程序形式主義較輕，司法獨立程度較高，對產權及履行合約均保障較大。
與法國民法相比，普通法對投資者保障較佳，金融發展較為暢順，融資較易，擁有權分散程度也較高，國有化及國家規管程度亦較輕，故貪污程度較低，勞工市場運作較具彈性，非官方市場或黑市經濟的規模也較小。
普通法司法較靈活
普通法制度下，司法決策程序靈活，法官既能夠亦樂於執行彈性較大的財務合約，因而有助推動金融市場發展。
至於實行民法的國家，按照法國傳統，又或德國對企業的公社概念，為求保障工人利益，而透過行使公權以約制合約的自由度。相反，普通法國家中，合約自由不大受社會考量所窒礙，故此合約彈性較高。
普通法制度下，法院決策靈活，裁決時較能基於大原則出發，毋須過於拘泥法律條文。法官因此較易識破自我交易或利益輸送，增加阻嚇作用。此舉亦即所謂普通法的「嗅覺測試」（smell-test）。
從兩大法制之間的特色對比，可見在太平盛世無風無浪的日子，處理金融及經濟事務方面，實行普通法國家的效率，的確較實行民法國家為高。總言之，實行普通法國家對私有產權提供的保障，比追隨法國的民法國家好，這對金融市場發展至關重要。
保障私有產權對於創新尤其重要，因其牽涉到創造出新的產權，或將現有產權開創新的用途，也等於是新生的產權。普通法框架及其中制度，較能提供充分誘因獎勵創新者，並有效地把產品推銷給市場用家。
至於股市市值與 GDP 之比，也是能提供兩大法制之間差異的重大指標。1800至1980年期間，法國股市市值與 GDP 之比遠低於英國（圖一）；在實行民法的國家組別中，計有法國、比利時、意大利、墨西哥、日本、德國、瑞士、丹麥、挪威、瑞典，相對於實行普通法的國家組別，計有澳洲、加拿大、英國、南非、美國，情況亦確實如此（圖二）。
普通法國家：經濟危機政府多拯救
分屬兩大法制的國家中，政府對各種活動及不同時期所產生的問題及所需的反應各異。實行民法的國家慣於採取國有化及國家直接操控等政策，而在實行普通法的國家中，則較多出現訴訟以及支援市場規管的情況。
民法制度側重於各種「政策實行」方案，會隨時針對新活動而擴大政府職權，將活動歸入管轄範圍；但在普通法制度下，國家並無舖天蓋地的影響力，故較少以行政手段解決問題，而多以「支援市場」或「排難解紛」的手法處理事務。
一旦市場制度陷入困境或面臨危機，民法制度大多採取壓制手段，或由國家強制接管，而普通法制度則會作出拯救行動。以20世紀經濟大蕭條及歷次金融危機為例，法律傳統各異的國家所採取的規管措施就各有不同。
在1920年代及1930年代的金融危機期間，荷蘭、意大利、日本、瑞典四國政府，均對本國股市實施各種國家管制資本分配機制。今年夏季，中國政府以高壓手段托市，正是民法國家所採取的慣性對策。
至於英國、美國、加拿大三國政府面對經濟大蕭條，則實施證券規管及存款保險制。此等對策旨在復興市場並給予支援，而非加以接管，最終自然有利股東權益。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政府在深圳設立前海新區，目的正是在區內複製普通法制度，從而帶動金融市場發展。此一試驗能否成功，尚待時間證明。對香港而言，現今的真正競爭對手並非上海，而是倫敦與紐約。假以時日，若前海新區試驗得以成功，說不定深圳亦會成為香港的勁敵。
參考文獻
Rafael La Porta, Florencio Lopez-de-Silanes, and Andrei Shleifer,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Legal Origin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8, 46:2, 285-332.
原文刊於《信報》，原題為〈普通法、民法與金融市場發展的關係〉，獲作者授權發表。
（封面圖片：Flickr／Creative Commons／smlp.co.u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