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譯版《聖經》的故事十分有趣，它不只在基督宗教上引起紛爭，亦導致漢語在宗教使用上的混淆。還記得香港2000年香港聖經公會（Hong Kong Bible Society）曾有一次公開展覽，當年各界基督宗教人士也到場參觀，有中國政府背景的《天風》雜誌主編牧師強調中國內地出版的《聖經》是同一樣的內容。若是一樣，為何天主教陳日君主教年輕時要偷運中文版《聖經》進入中國？難道不同版本的中文《聖經》的教義和內容有很大分歧？有機會請教香港聖公會的教授牧師，答案是中國內地版《聖經》教義大致一樣，只是部分段落和譯名不同。最諷刺的是中國政府一方面在溫州浙江一帶拆除幾百間基督教堂的十字架，另一方面容許《聖經》在中國大量印刷分銷。現今中文《聖經》最大的印刷廠是南京愛德印刷廠（Amity Printing Co. Ltd.），27年來已印製1.3億部《新約》和《聖經》全書，現時年產量也有1,300萬冊，以90多種語文付梓。這種反向的發展，將啟動未來基督宗教在中國的轉變。
陳日君偷運《聖經》到中國
若我們閱讀現今中譯版《聖經》，天主教和基督教所用的版本在翻譯上也是不一樣的。奇怪是同一部《聖經》，流傳了19個世紀，所得出的版本仍是個別宗派各自傳譯。從當代聖經學者葉爾曼（Bart D. Ehrman）研究所得，現存最早《聖經》抄本可追溯到公元200年，新約原文是希臘文，存世抄本大約有5,700多份，完整的也上百份，因為早期傳抄水平十分粗劣，新約經文的差異高達3萬多處。不少差異是抄寫者無心或有意的修改。如現時英文版《聖經》1611年的始祖譯本詹姆士帝王版（King James version），曾被教會認定為萬無一失，完全準確的英譯原始版本。可是最近研究指出，詹姆士版也是依據被加料的希臘文抄本翻譯。那麼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一直強烈支持《聖經》是上帝之言，準確記錄歷史事件和道德指引之說便受到挑戰。由此推斷，馬禮遜第一本付印的新約《我等救世主耶穌新遺詔書》所指「據實希臘原文繙譯」的希臘原文本身也出現問題，究竟何者才是原文或根本不存在原文。從現存的古代不同希臘文抄本看，《聖經》應被視作一本人為的書籍，從人的觀點寫成，而這些觀點通常並不一致。那麼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中文譯本中的教義和教導，又如何判斷是原出上帝之話呢？
翻譯神中文用字具爭議
香港天主教和基督教徒日常閱讀《聖經》的中文版本，不是源自中國本土學者翻譯，而是出自精通漢語的外國傳教士。唐代景教祭師以敘利亞文本首先譯成漢文聖經章節，當時將神（God）譯作阿羅訶（alaha）。到了明代天主教耶穌會士利瑪竇將神譯作天主。200多年後，基督教士馬禮遜將同一個神譯作上主，多少受天主教翻譯影響。直至1870年代，基督教各個分會對於統一翻譯神中文用字出現很大爭論；神、靈、帝、主的使用和問題各有所持。可見外文漢語化時面對文化歷史等問題，很難達至共識。相對地，學習中文背負了整個中華文化發展歷史包袱，不能簡單地演化為拉丁語法來學習。
歐洲出現漢學（Sinology）熱潮，相信始於耶穌會東來傳教的成果。他們跑到印度果亞（Goa）、東南亞的巴達維亞（Batavia，今印尼耶加達）、菲律賓和日本，所得到的答案是華人在當地不論經貿和文化影響力十分重要。正如荷蘭籍傳教士約翰・赫爾尼俄斯（Hohannes Heurnius）於1624年抵達巴達維亞後，寫信給荷蘭東印度公司時指出：「這裏有很多中國人，他們是勤勞民族，整個巴達維亞經濟所倚靠的民族。沒有他們，這裏就沒有集市，沒有房子，什麼事都做不成。」故他當時已確認學好中文的重要性。當年耶穌會已鎖定目標，要遠征這個漢語大國。
17世紀初，中國人口已達1億5千萬人，相比歐洲佔三分一人口的法國只有2千萬，西班牙8百萬、葡萄牙2百萬，漢語已是世界上最多人使用的語文。傳教士深明在東方傳教，一定要學懂當地語文，故早年來華傳教士，無一不學習漢語，而澳門在歷史地理上，正是建立一所培訓中心的重地。澳門聖保祿學院（Collegio de Sao Paulo）是耶穌會在中國境內建立的第一所宗教大學，目的培訓天主教來華傳道者所需學問、品德和技能。中文是必修科，有中國人作導師。可惜記錄當年如何教習中文的檔案已不存在，故研究只能從現存傳教士和漢學家遺留下的著作着手。
中國話最易產生歧義
從最早文獻記錄有關學習中文的著作，相信是利瑪竇（Matteo Ricci）著《耶穌會與天主教進入中國史》（Della entrata della Compagnia di Giesu e della Christinaita nella Cina, 1609）。他於第五章中直指漢文學習上的問題：「在中文裏，一個詞就是一個字，也是一個音節。⋯⋯實際上有很多字的發音是相同的，儘管它們的寫法不同，而每個字還有很多意義。因此中國話是世界上最容易產生歧義的語言，無法根據字音寫出字來。⋯⋯為避免用詞的混淆，他們用五個有細微差別的聲調來區分幾乎所有字詞，也就是說我們的每個音節他們都有五種發音方法，從而表示五個截然不同的意思。⋯⋯中國人要掌握數目繁多的漢字便可寫出他們的話來。因此，中國人從幼年便開始學習這種文字，一直學到暮年。」利瑪竇指出中文的特性和學習的困難，但也讚賞漢文的優點：「正因為使用這種文字，中國人才能寫出精妙雅致的文章，這些文章只用三言兩語，或更確切地說只用個把音節，就能表達出我們用長篇累牘也闡釋不清的東西。」亦因為利瑪竇和早期到達中國的傳教士深明學習中文的困難，故他們努力編寫不少學習漢字著作。
利瑪竇和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編寫的《漢葡字典》（Dicionario Portugues-Chines）手稿相信是現存最早學習中文的字典、辭典記錄，其次是由利瑪竇和郭居靜（Padre Lazzaro Cattaneo）合編的《中西文字典》（Vocabularium Ordine Alphatbetico Europauo More Concinnatum, et per accentus suos digestu）。在《程氏墨苑》中輯錄1605年利瑪竇等人送給製墨專家程君房的《西字奇蹟》，四篇文章中每個漢字均有羅馬字註音，屬首部用拉丁字母拼音漢字的音韵學著作。到了1626年，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於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資》三篇，依據利瑪竇註音基礎上，編撰了為傳教士學習漢語檢閱漢字的著作。第一篇《譯引首譜》屬總論，第二篇《列音韵譜》提供拼音查漢字，第三篇《列邊正譜》是從漢字查拼音。這是第一部有系統用拉丁字母給漢字註音的字匯。
宣教必須先學習當地語言
隨着更多天主教士來華，學習中文的手寫本陸續出現，其中包第一部由衛匡國（Martino Martini）編寫的《漢語語法》（Grammatica Linguae Sinicae）。衛匡國回到歐洲各國宣揚漢學，是當年漢學潮流的推手。他這部名著原手稿已散失，後由漢學家流轉抄錄增補，現存於歐洲幾大圖書館和香港藏家手中。當年不少傳教士學習中文後，編輯了自用漢語字典，並抄寫多份，有部分是給歐洲教會使用，亦因漢學熱潮，不少貴族以高價購入漢語字典抄本作收藏。現存於世的漢語西文字典、詞典抄本已甚少見，可尋找到的也是鳳毛麟角。其中1628年約翰・赫爾尼俄斯以荷語字母排序寫作了《漢語詞典》（Dictionarium Chinense），內容漢字註有拉丁文和官話釋義，屬明代著錄罕見寫本，現存於歐洲兩大圖書館。1699年由多明會教士安東尼奧・迪亞茲（Antonio Diaz）在福建或菲律賓用西班牙語編寫的《漢西官話字典》（Diccionario de Lengua Mandarina），是非耶穌會士在中國南方地區編寫自用字典。可見不同教派的傳教士，在亞洲有中國人居住的地方，均了解到宣教必先學習漢語的重要性，他們努力的成果，在中外文化交流上影響深遠。
天主教傳教士來自不同歐陸國家，他們的母語源自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德國和法國，而英語系傳教士要到19世紀初才開始進入中國。雖然早期歐洲共通語是拉丁文，但發現傳教士編撰中外字典、辭典多以本身所屬語言落筆，並附註拉丁文。另一個情況是中國有不同的方言，要傳教深入民生，不能只學官話（Mandarin）。亦因為如此，早期傳教士學習漢語多是他們接觸最多的地區語言；如南方的廣東話、客家話、福建話、潮州話。在北方有北京話、南京話、上海話、杭州話、蒙古語、滿州語。明朝官話並不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國語或普通話，而是接近南京和江淮一帶的方語。亦因為有了傳教士所編寫的漢語官話和方言字典，更豐富了研究明清兩代漢語不同方言話音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