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專注是脫貧研究，脫貧是否屬於一門特別的經濟理論學說，外界各有意見，但大致是歸類為Development Economics範疇。
其實，經濟學何去何從，自金融海嘯以後，已經不斷有所討論，甚至質疑經濟學的預測與分析。說回這個每年一度的經濟學獎，所獲頒獎的專門研究領域，近年涉及範圍均愈來愈闊；由行為經濟學、到氣候、甚至科技相關配合應用等等，唯反觀真正大師級的理論學說，則似乎已無復當年之勇。
外界對於脫貧研究，已由國家及不同市場的發展例子案例，轉移至資源分配與執行。其中一個常用例子Learning Crisis；例如即使向學生或小朋友給予一本最好的書本或教材，但沒有好教師的話，學習亦不會因為一本好書而得到提升。以此引申的話，扶貧及脫貧並非簡單的用錢就可以解決的問題，而是需要具備一套全盤計劃及分配。
每年一度，美國商界都會舉行一個圓桌會議，聚集主要企業高層在一起。較早前，這個年度會議召開，最引起外界關注的卻是，會議主題並非討論貿易戰影響、或如何提升企業盈利、或提高股東回報，而是討論企業如何更融合社會、包括更加要考慮客戶、工人等社區各持分者的福祉。
救了經濟輸了資本主義制度
美國企業的取態並非是不尋常，尤其在各個央行恢復更寬鬆貨幣政策之後，重點其實並非經濟衰退來臨，而是所製造的貧富懸殊只會進一步加劇，是一整個全球社會大問題。
全球最大對沖基金橋水（Bridgewater）的創辦人達里奧（Ray Dalio）多次強調，明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事關重大是在於一個制度的變革；由特朗普繼續的話，整個資本主義只會更向富人傾斜，而如果是民主黨沃倫的話，情況就會變得更有趣了。
筆者一直覺得，央行十年前的政策，救了經濟但輸了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甚至連全球化發展亦被質疑。資本主義要自救，政策制定者也許是先要走出市場價格奴隸的形象，即改變任何政策只要保住市場價格表現的弊病；其次是企業的角色，除股東利益之外，如何把社會持分者利益放至一個相對較高的位置，這個既可以由股價表現作為鼓勵，亦可以由監管指標作為新的取向。
原刊於《am730》，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