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左派理論大師安德森

此生有幸，在求學路上一直能得到名師指點。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遠赴美國，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攻讀歷史學博士學位，竟得以成為當代著名史學家、社會學家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的入室弟子。

 

 

佩里是英國新左派運動和文化馬克思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被譽為「馬克思主義學術成果集大成者和開拓者」。1938年，他生於一個富有的中產階級家庭，曾就讀於全英頂尖的貴族中學——伊頓公學，並掌握了九門外語，為後來從事學術研究奠定了基礎。在激情燃燒的1960年代，佩里投身於英國左派陣營，支持第三世界的去殖民化運動，並開始筆耕不輟。他是一位嚴謹而博學的學者，他的兩部史學著作《從古代社會向封建社會的過渡》和《專制主義國家譜系》，得到學術界高度評價。

 

1962年，佩里接任《新左派評論》主編。當時雜誌已經一蹶不振，銷量猛跌，他買下這份雜誌，重整旗鼓。佩里出色的編輯工作使雜誌成為歐美新左派運動的理論重鎮。佩里還寫了兩本理論著作《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和《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他在書中指出，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已經完全脫離了工人運動和共產主義實踐，用隱晦難懂的哲學術語大談美學、文化等上層建築問題，而對馬克思主義傳統的經濟基礎和實踐問題卻避而不談。他帶頭構建了新的革命文化和工人階級的新理論。

 

 

我進 UCLA 的時候，佩里・安德森不久前才移居美國，在我校歷史系任教。佩里・安德森的大名早已如雷貫耳，二年級開學後，我報讀了他講授的現代歐洲思想史。開學前，第一次去安德森教授的辦公室拜訪。他的頭髮已經花白，戴着深度近視眼鏡，一口濃重的牛津口音，全然沒有英國人那種自大刻板的作派，顯得特別親切和藹。記得我在自我介紹時說，來自一個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國家，但卻並不懂什麼是馬克思主義的真諦。他詭秘地笑笑說：「我理解。」整整兩個學期，佩里指定我們每星期讀一到兩本經典著作，然後花半天時間組織討論。每次由一位同學主講，大家再補充、質疑、辯論。討論都十分熱烈，佩里不時插話引導，最後提綱挈領地做個總結。他從來不帶書進課堂，對整本著作的把握全憑記憶，實在令人欽佩之至。

 

佩里的這門課程帶領我們閱讀了20多本包括阿多諾、阿爾都塞、葛蘭西、盧卡奇、撒列尼等人在內的著作。每次都緊扣他們各自對知識分子的不同定義切入，讓我們了解這些理論家不同的思想脈絡和學術觀點。儘管我當時的英語還結結巴巴，但總算領略了大師學問的深邃和淵博。後來在安德森教授的指導下，我完成了以研究中國知識分子為題的碩士論文。

 

 

 

當年選修這門課的有20多人，撒列尼的兒子也在這個班上。和我同班的中國同學還有東亞系的孟悅和王超華。後者多年後成為佩里的夫人。北京來的訪問學者汪暉也旁聽了幾堂課，回國後舉起了新左派的大旗。大概我們算是安德森教授的第一批中國學生，因此他對我們格外關心，和我們有了比一般美國同學更多的接觸。

 

有一次，一起去學校附近的影院觀看中國影片《秋菊打官司》。回來路上，佩里突然提起鞏俐飾演的秋菊有一句台詞「要給個說法」，影片的英文字幕把「說法」翻譯成 “justice”（公正）。他覺得似乎不是很準確。我一聽才覺得翻譯確實不妥，但佩里是全然不懂中文的，只是根據劇情判斷翻譯錯誤。當時我為佩里超凡的理解力感到吃驚。20多年過去了，此事仍給我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

 

 

學期結束前夕，佩里請我們三位中國學生去他家做客。當時他還獨身，在美國和英國兩邊輪流居住。上課的時候留在洛杉磯，上完課就回倫敦去。洛杉磯的居所在西區的一個山頂上，視野十分寬廣。我們師生四人沐浴在加利福尼亞的陽光下聊天。佩里提起第一次去中國，是參加馬克思主義學會的年會。儘管主人只讓這位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大師聽課，而沒讓他發言，但佩里依然很高興。其實，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趁機到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蒐集父親的資料。原來佩里的父親在1930年代曾任職於中國海關。雖然出生於倫敦，但1938到1941年期間，佩里卻是在上海度過了自己的嬰兒期。難怪他對中國始終懷有一種難以名狀的感情。2000年，安德森重新接手《新左派評論》後，就開始把關注點聚焦到中國問題上。

 

離開美國後的最初幾年，每次回洛杉磯，只要佩里在，我都會去拜訪他，聆聽他對中國和國際政治的見解。後來因為忙也就慢慢疏遠了這種來往。2010年暑假，特地去倫敦看望我的這位導師。在飯桌上，我們一邊品着紅酒，一邊高談闊論。佩里老了，但他激揚文字，指點江山的豪情依舊。

 

原文刊於《南方人物周刊》，獲作者授權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