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歷史專家許倬雲的研究，中國兩千年文化的演變，到了明清之際，長期的傳統已經衰敗，再生的生機也被扼殺。清朝一代，雖然儼然是一個龐大的帝國，但對文化只是消耗和毀滅，沒有給予其重生的機會。與之相關聯的文人風骨，自然是江河日下。隨着中華帝制進入絕對極權，人治日益走向黑暗專制，皇帝成為天下唯一共主，舉世無論尊卑皆為奴才。當皇權可以肆無忌憚的淩辱士子，其結果自然是民族的朝氣鑿喪，朝野的志趣萎靡。
作為一種精神與氣節的象徵，文人風骨在明朝仍可保存。那怕在昏君和閹黨的無情打擊之下，部分士人仍能保有良知與操守，以針砭時政、發表不同意見為己任。堅守居廟堂則憂其國、處江湖則憂其民的儒家道統。
清朝作為滿族征服王朝，入主中原的統治者的神經極為敏感，忌諱也特別多，中國史上的專制極權在大清達致頂峰，其惡性伴生物文字獄亦創造了華夏暴政之最。在大興文字獄下，極權和奴性勢必讓大清王朝逐漸墮入萬劫不復之路。
從一開始，政府就十分不滿士人批判時政。皇帝一方面羅致人才，以高官厚爵收買人心。另一面則不時興起文字獄，以此壓制世人對時政的關注。在清朝立國的268年裏，前後只發生過160餘宗文字獄。前三朝順治、康熙、雍正時代的文字獄相對較少，且更多是涉及到政治原因。但借助於文字獄對士人的嚴厲打擊，從一開始就充滿了令人髮指的血腥味，給後朝開創了惡質化的先例。當文字獄盛行時，只要文字作品被認定為對清王朝和皇帝有所干犯，大多照謀大逆（十惡中第二大重罪）定罪。即共謀者不分首從，皆被判淩遲處死。案件廣泛株連祖孫、父子、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異姓及伯叔兄弟之子，不限籍之異同，男16歲以上，不論篤疾廢疾皆斬。
莊廷鑨一案 株連七十餘人
莊廷鑨《明史》一案牽扯之廣，凡參與書籍纂修，以及寫字、刻板、校對、印刷裝訂的人，乃至於賣書、購書、藏書到閱讀過此書者都被一網盡掃。其結果是有70餘人為此遭受淩遲、重辟、處絞。就連已進入墳墓的莊廷鑨也未能倖免，其墳前的牌坊被搗毀，棺材被劈爛，屍體被剁成碎片。它以血淋淋的暴力教訓了文化人，使其老老實實鑽入故紙堆，考訂、整理史籍。很大程度上禁錮了思想，抑制各種學術的發展。更主要是讓誣陷、威脅、勒索他人之風愈演愈烈，社會風氣至此為之一變。
殘暴對待士人
雍正六年（1728年），湖南士子曾靜、張熙赴西安投書，意欲策動手握兵權的川陝總督、甯遠大將軍岳鐘琪謀反。在審訊中，犯人供認其反清思想來源，從而牽扯出已去世近50年的呂留良（1629-1683年）。經過周密準備，雍正七年，皇帝親自發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文字獄，明打呂留良，實際上劍指懷疑清王朝合法性的士人們。到雍正十年（1732年）12月，這場長達50年的文字獄才結案，呂留良銼屍梟示，長子呂葆中及學生嚴鴻逵遭戮屍，另一子呂毅中及學生沈在寬被斬決。此案中被株連的人受到極其嚴厲的懲處。其中呂氏家族男丁16歲以上者皆判斬立決，因人數眾多，從寬發遣甯古年塔為奴；嚴鴻逵家的男丁16歲以上皆斬立決，男丁15歲以下及女眷均解部為奴，財產入官；沈在寬的嫡屬均照律治罪。承擔宣講雍正《大義覺迷錄》的重任，讓曾靜、張熙苛活了三年。乾隆在料理完雍正喪事的第二天，便下旨將曾靜、張熙淩遲處死，其家屬中男16歲以上皆斬立決，男15歲以下及女眷均解部為奴，全部家產入官充公。
磨滅士人氣節
雍正執政的13年間，製造了近20宗文字獄，令士人屢遭挫辱和殘害。儘管仍有少數士人敢於挑戰皇權，據理力爭，面對刀鋸鼎鑊也在所不懼，不過從全社會來看，已是徹底磨滅了士人的精神氣節和社會責任感，使之成為了視皇權為馬首的奴才，甘心充當御用文人。
到乾隆治下，在多次令人驚駭的文字獄打擊下，徹底扼殺了殘存在士人心裏的憂國憂民精神，士人們無不低眉折腰，俯首成為十足的應聲蟲甚至幫兇。用大學士梁詩正的經驗是「不以字跡與人交往，即偶有無用稿紙亦必焚毀」。乾隆在位60年裏，製造的文字獄在130宗以上。乾隆十六年（1751年），文字獄高峰突兀而起，直到四十一年（1776年），25年間見於記載的文字獄有70宗上下。乾隆朝文字獄的第二個高峰出現在四十二年（1777年）。在短短的七年間，見於記載的文字獄多達50宗以上。乾隆大帝搞起文字獄來大刀闊斧，思維正常的人要殺，精神病患者也要殺（至少有21宗），只要認為妨礙了統治，便要格殺無論。
經過乾隆時代文字獄疾風迅雷般的蕩滌，到嘉慶、道光年間，統治者基本上不再需要借助文字獄這頭怪獸的肆虐，整個社會已完全進入萬馬齊瘖的局面。在文字一律方面，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正式編纂《四庫全書》，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完成。打着宣導文治的旗號，實際上為而防範異端大肆刪減挖補毀版。凡統治者認定為悖逆之書，全部加以禁毀。《四庫全書》共收書3500多種，與此同時禁毀書籍亦高達3100餘種。在思想一律方面，一面是文人進入精英階層的唯一通道只有科舉，而科舉制度則以八股取士，只考四書，且以朱熹注為主體。甚至要用自己一生來專注做八股文章，令只會寫時文的書生日見僵化。另一面是呂留良、金聖歎之輩遭遇的文字獄滅頂之災，令所有的儒生為自保而逐漸退縮至安全地帶。絕意仕進的人也自我設限，一頭紮進了經學的考證之中。在輿論一律方面，作為征服王朝和極權專制，已經使舉國臣民變得如同奴才，文字獄更令朝野正直之士墮為趨炎附勢之輩（乾隆當政後笫一場的文字獄的波及者孫嘉淦，曾以「敢於犯顏直諫」聞名，在皇權的打擊和恐嚇下蛻變，先是搞了「八約」自戒，晚年更以迎逢帝旨為務）。
文字一律，思想一律，輿論一律，全民為奴。政治的高壓從根本上泯滅了士人集體作為一個獨立階層本應發出的獨立聲音。士人不再崇尚經世濟民，不再擁有使命感，而是畏於森嚴的文網，爭先恐後做尋章摘句的學問。進入行政系統的社會精英為求自保，整個官僚系統開始集體奉行不作為，正如曆仕乾隆、嘉慶、道光三朝的大學士曹振鏞所言，做官訣竅無他，但多磕頭，少說話耳。其後更惡化至如曾國藩所痛斥「九卿無一人陳時政之得失，司道無一人折言地方之利病」。本應站在時代前沿的士人，由於避席畏聞文字禍，無可奈何的放棄了其警醒社會的職責；居廟堂之上的帝國官員，作為國家的治理者和監督者，為保有高官厚爵，選擇對觸目驚心的現實視而不見；國人一早已是奴才的奴才，要不就甘為順民在沉默中死去，要不就變為暴民以揭竿而起；在夷人堅船利炮下，天朝的國門被轟開，帝國的童話猶如皇帝的新衣，無奈的展示在世人面前。
下文預告：民變迭起，天朝沒落已不可逆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