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服務業競爭力的一個關鍵元素，是融合中西以及大陸型和海洋型文化。關於第二點，我以後會另文交代，這裡先說第一點。
無論在地理、文化還是人口組成上，香港都是中國的一部分。但由於歷史原因，文化中有許多西方的DNA，甚至可以說香港文化是中國文化的「野仔」、「雜種」。有些人半玩笑半認真地諷刺我們不中不西。他們忘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香港人也可以說是又中又西，中西合璧，形成了特有的文化基因。
香港的中西合璧不是速成、惡補或者暴發出來的，而是在過去百多年中，殖民地政府所代理的英國文化和制度，本地華人社會的中華文化和價值觀，加上來自其他西方和東方文化制度的元素，經過不斷的優化、最適化，慢慢磨合出來的。
華洋雜處是個寶
一般書本上形容香港「華洋雜處」。其實，香港何止混雜了儒、佛、道、文學、藝術、戲曲等中華文化遺產，由希臘、羅馬、猶太基督教、到藝術、時裝、美食、荷李活和矽谷的西方傳統與現代……還滲入了印度、東南亞、日本等其他東方文化的元素。不過，香港文化基因的核心是中國儒家所代表的東方大陸型文化的社會倫理價值，以及以英國和美國式的海洋型文化的政治、商業和法律觀。近年愈來愈多人研究和討論的大陸型文化和海洋型文化，是一個很意義的題目，我以後會另文討論。
這裡只概括地指出，在世界的經營文化系統中，有一個特別適宜發展服務業，即以英美文化為代表的海洋型文化，相對於包括歐洲大陸各國和中國等的大陸型文化。在經濟發展和管理的角度來看，大陸型文化適宜從事農、工業；海洋型文化則有利於商業貿易和其他服務業的世界性經營，所以所有國際銀行、會計師行、廣告公司、國際五星級酒店集團等等都是出自盎格魯撒克遜（Anglo-Saxon）文化系統。
香港先天是中國式的大陸型文化，後天培養出英國式的海洋型文化。因此，香港不只是中西合璧，雙劍合璧，也可以說是海陸兩棲。
水陸兩棲是自然界「適者生存」、「弱肉強食」的好例子。兩棲的鰭足類動物如海獅、海象等，是數千萬年前進入海洋生活的陸生哺乳動物演變出來的，四肢演變為鰭狀，以適應水中生活。它們大部分時間在水中生活，但會到陸上交配繁殖或者逃避水中的敵人。兩生或兩棲綱動物如青蛙等，是億萬年前登陸的魚類，成為陸上脊椎動物的祖先。幼兒在水中卵生，有腮有鰭；長大後上岸生活，長出肺部和四腿，鰭和尾退化了，以方便走動；但回到水中，可以用皮膚來攝取水中的氧氣。
兩棲當然只是一個比喻。我的意思是，在全球化的世界上，具有在不同環境、文化中生活謀生的能力，是一種優勢。有些人也許覺得不中不西是怪物，識貨者會視以為寶。
事實上，香港中西合璧，海陸兩棲，就是香港由製造業迅速、而且成功地轉型為服務經濟的一個決定性因素。
紐倫港地位不變
大陸開放改革以來的經濟發展，香港的「牛」幫了很大的忙。香港一直是內地最大外來投資的來源地，除了鄰近的深圳和廣東外，不少其他省市的主要外資來源和貿易夥伴，包括北京、上海、大連、成都、山東、江西，江蘇等，其中最重要的成績是投資和協助這些省市加速發展服務業。
香港與深圳的關係就更密切了，一向都是最大外資來源地。2014年香港在深圳新設的項目和實到投資都佔全市總數的七成以上。事實上，香港企業在大陸的競爭對手，有些其實也是香港公司。例如深圳港碼頭的主要投資和管理者和黃和招商國際等，都是香港公司。
香港與鄰近的深圳、廣州、澳門等存在、並且應該致力發展和發揮互補、互利的分工關係。從地理、文化、經濟的互補性來看，深圳和大珠江三角區為香港提供一個非常好而且合適的腹地。假如香港或者深圳的旁邊如果是內蒙古，恐怕就會如廣東俗語所謂的老虎田雞—惡蛤 （格格不入）！
上面提到，香港是一個城市經濟體，陸地面積只有1,000多平方公里，700多萬居民，幾乎沒有自然資源，一向都需要而且致力整合在國際商業、貿易和金融系統中，成為首屈一指的全球化城市，全球金融網絡三大節點「紐倫港」（紐約──倫敦──香港）之一，近年還成為世界藝術市場、洋酒市場的「紐倫港」。香港要發展，必須致力發展其全球網絡，擴大其商業生態系統。這是我一個信念，因此在2001年成立珠三角基金會，與我的老友馮國經贊助的2022基金會等幾個民間機構，配合當時特區政府推動的發展香港為珠三角營商中心的計劃。
深港合作須平等
最近幾年，香港和國內不少人在討論港深創新圈、港深總部經濟圈等概念。科大校長陳繁昌將香港比喻為「深圳旁的矽谷」:「蘋果電腦和手機,設計基地都在美國Cupertino，但在深圳製作。香港可以同深圳互補,深圳有很多優勢,但大學教育香港比較優秀。香港加深圳,全世界很少有一個地區可以集合全部優點。」
但無論合作做什麼，要發揮效用，首先要撇開誰大誰細，誰得益最多之類的心態。當然，國家、城市、企業之中，仍然有大小強弱的分別，世界並未完全變得Thomas Friedman所說的那麼平。可是，在經濟活動網絡化、互相依存的世界，所有節點都具有必需的功用。正如北京「一帶一路」政策所強調的， 絲綢之路經濟帶是平等參與、合作互利的關係，不是「核心和邊緣」的不平等關係。問題是如何講得出、做得到。
其次，應該着眼於整體、大局。例如，我們考慮香港與深圳港的合作是，不應該只計較貨櫃與貨物吞吐量，因為這些並不是衡量一個海港的樞紐性、國際航運地位和經濟收益等的唯一標準。例如倫敦的貨運量在世界前十名榜外，但仍被公認為世界航運中心，目前上海的貨櫃吞吐量世界第一，深圳第三、但根據中國經濟信息社和波羅的海交易所編制的《新華——波羅的海國際航運中心發展指數報告》，上海去年排第六，廣州第二十六、深圳第二十八，而國際型航運中心的前三名是新加坡、倫敦和香港。
原刊於《明報月刊》2017年4月號，本社獲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