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見政府公布《二十一世紀教育的藍圖》至今已20年，教育2.1及大教育平台於10月20日舉辦「教育的香港故事──下一章」研討會，回顧並前瞻香港教育的發展；其中一節為嘉賓研討，題目為「從教改經驗再思未來教育的新方向」，由大教育平台導委員會委員戴希立主持，嘉賓有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院長梁卓偉、教育2.1首席研究員程介明、鄭州大學首席教授李榮安、番禺會所華仁小學校長陳岡、畢馬威中國新經濟市場主管及生命科學主管（香港區）朱雅儀。內容撮寫如下，此為下篇：
戴希立：教育如何創新？
程教授就打開了序幕，整個世界或者下一章的形態，我們教育下一章應該如何呢？你們心目中的下一章，香港的創新突破在哪裏？民間與政府的共同努力應該在哪裏呢？
陳岡：中、小學資歷或可跨域合作
我看看可否將你的創新突破與燃眉之急結合。燃眉之急我覺得是壓力的問題，我看香港的學生與家長，有三個關卡是最大壓力：幼稚園升小學，小學升中學，中學升大學。剛才有些時間談到升大學如何紓緩考試的壓力，我覺得幼稚園那個最複雜，那範疇也一直在變，另外兩個可否有些cross-sector collaboration（跨域合作），令壓力小一點。我懷疑當大學改收生沒那麼倚賴公開試，倚賴教改十多年來所說的共通能力，那裏要時間成本，人才亦要訓練，在報聯招與收生那麼段時間，有多少人可以available（就位）去為香港做這種新的甄別過程呢？我覺得既然中學教師去批改考評局在公開試的試卷的成績，大學也那麼重視，那中學教師一直看着中學生，在那些共通能力、協作能力、成長等，也應有若干的公信力，大可以作參考。
至於小學升中學，最理想當然是教改所提及的一條龍，那麼受歡迎，自有其原因，其實沒什麼誘因令中學不想做一條龍。基本上大部分中學老師心態覺得，想要一條龍，你小學質素可以嗎？如何保證一條龍升上來的小學生質素與實行一條龍前那麼好？小學老師可能覺得，我們沒有公開試，只有校本課程，做出來的好成果，你中學能否維持？你有公開試這個頂，你學生能否像小學時無拘無束那麼愉快？這類很多考慮。有些制度上的誘因，例如身為中學老師，可以知道你小學生上課的表現，有機會到小學教一下，可能小學老師也想看一下，我有能力，我有學位，只是多年來的訓練是小學的訓練，我有否機會去中學教一下、延續看一下我小學生的表現？這才是資歷承認，而資歷可否跨域去做？當然還有小學收生，如果要鼓勵一條龍，中學在小一收生有否話語權？如果有多於這些誘因，加上在課程做銜接，例如如果要加強中小學銜接，我要有人才，這裏能否有多點資源去做？這三個範疇之間的減壓，要想點辦法。
李榮安：近20年本地學校悄悄變化
我想補充陳岡與程介明所說，說學校與說老師，首先說老師。我想回應程介明新一代社會是散的說法，我們下一章是什麼呢？可能我們也要令學校全部變散才行了？過去20年我與學校工作較緊密，因為我在教育學院工作，培訓老師、校長，20年前我的感覺是有些學校千篇一律，我們帶點校長到國內看特色學校，歸來後覺得香港什麼學校都千篇一律，尤其畢業禮。無論那間學校多有特色也好，其畢業禮的規矩是一樣的，我也曾經質疑過那些校長。但這20年來，香港學校特點是悄悄地變化了。
過去兩年我參與了德育卓越獎（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這個參與令我有機會重返學校看看學校發生什麼事。因為這兩年我們所有入來的學校，堅持每間都去探訪，起碼探訪一日。我們與校長、老師、學生、家長、校工聊天，發現過去兩年我訪問了24間學校，沒一間學校是相同的。參加德育卓越獎的學校有很多都是來自悲情城市，但那些學校是一點悲情也沒有，是快樂的學校，那些家長很投入。最感動的時刻是見家長，家長大部分說到一半就哭了，「幸好我的子女是在這間學校讀書。」他們幫忙包圖書、維持秩序，有些知識背景的家長更幫忙教書，他們都來自貧困地區，但他們充滿希望。
有一間學校很特別，那間是佛教學校，但校長說：「我們數來數去，都沒有佛教學生，沒人信佛教。」於是他的佛教學校變成多元宗教學校。他是開放胸懷，鼓勵正向心理學。這些事在香港學校發生中。
另一間是小學，原來沒有小六升中試，真的釋放了學校，當然其他TSA等另計，但學校真的釋放了，釋放了全日制。學校可以多做很多事。每間學校不同了。我覺得這個趨勢發展下去就好了。如果中學亦然就更加好。
香港很特別，中央集權不強，而是交給辦學團體去辦，但辦學團體之間競爭很強，大家想做好的辦學團體，因而做好的學校。這點我們是與世界不同。另外，我要呼籲要格外敬佩香港的老師，他們很慘的，現在我在大陸教書，就知道香港老師單是課擔已是國內一倍。還有與新加坡相比，新加坡也有Continu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教師持續專業發展），每年都與香港是50小時，但他們的50小時可以用辦公時間去換，政府是會支援教師。他們參加課程時，是政府付款的。所以當時我在NIE（新加坡國家教育研究院）做時，那些訓練我們可以大條道理收得很貴，因為是政府付款。所以當時我在新加坡工作時，我的培訓機構是很有錢的，因為我們收很貴，但政府照樣付費。
梁卓偉：應關心收生機制如何更公平
我很同意程介明所說的碎片化，說得好聽一點是百花齊放。有些人不同意碎片化的，或者擔憂，但我反而從公平、公義的角度去探索這個問題。如果我們有太多一條龍，剛才John（陳岡）所說的關卡令我們的銜接不暢順，從而帶來壓力，但其實有這些關卡，未必是壞事。從公平、公義的角度去看，我們試想，如果一切都是一條龍，會看到有何後果呢？實質例子是學校會背棄自己合作了一百幾十年的小學，而自己另建小學，做到一條龍。如果有了一條龍，有不少學生與家長會跌入我們中國人的老說話：「三歲定八十」。而為何會造就那麼多小朋友去做小學入學面試班的上市公司呢？小學入學面試班學費，比我港大醫學完一年學費還要貴。我收4.21萬元一年（經聯招收生），20年沒加過價了，因為這是教育局的。你自己去看看，有多少這類課程是這個價錢。
有些朋友告訴我，他的孫兒三歲要上樂高班，我說：「吓，樂高也要上堂學？什麼來的？」所以如果我們真的不想老說話「三歲定八十」應驗在我們社會，就要中間讓他有再次洗牌的考驗。再次洗牌就有一個考核，自然會有壓力，自然就要有抗逆能力的關注，是否可以抵抗得住呢？其實很簡單，民間智慧，不用我們教育局去談，你想入港大醫學院，你去某一間Pre-nursery（幼稚園前預備班）吧，其實外面已有的。為何這麼說呢？正正是我們有太多一條龍了，而一條龍原意是減低壓力。但現在結果是將壓力推到在三歲小朋友身上。而不是在他11、12歲去考學能測驗，不是他中三時以前般，不是中五考會考，中七考高考，而是將萬千的壓力放在三歲的小朋友身上。所以我覺得大家是要留意。
第二是阿松問了一個問題，特首也是非常關注，究竟我們的公平、公義應該如何做？因為特首剛才也說，如果要德藝兼備的話，她肯定不是我們社會科學院的畢業生。到底如何才可擇優而錄呢？除了看分數以外，到底如何去看呢？英文有句話：”There is nothing quite so toxic as the toxicity of poverty.”（天下莫毒於貧）這個無論你講教學的機會還是健康，都是真的。我們如何在公義多做一點？無論是在大學還是幼兒園，這個我覺得是我們需要做，而且是學校一個社會責任。因為在教育界，我與不同的中學校長聊天，都有不同的看法。有一些是擇優而錄派，我的反問是：「何謂優呢？」有一些是我們一定要公平、公義，但公平公義是會有反面的。
你看世界都公認第一的大學是哈佛大學，公平、公義的收生，現在就正在打官司，我相信這場官司會打到美國的最高法院。這場官司是說，為何華人、黃面孔的，同樣分數，同樣SAT，同樣面試，全部都是一樣的，為何比白人或黑人難入哈佛六至十倍？現在在法院在打這場官司。而現在哈佛大學理據或背後另一種族群擔憂的，可能是說不出的理由是，他們不是想歧視華人子弟。他為何要將（亞裔入學）比率壓至兩成呢？因為他們若不如此做，就沒有那麼多位置，去做他們做了25年的affirmative action（平權措施）。Affirmative action是美國歷史覺得羞恥，覺得不公義，明知黑人分數不可能那麼高，就是因為the toxicity of poverty（貧窮的毒性），他們做過如此多年奴隸，如此「代跨代」貧窮。現在華人我不怕你，但如果你打官司到最高法院，打垮我，可以去做hidden racial profiling（隱性種族歸納）的話，你弄得我最高法院另外25年前的affirmative election會全盤反了。到時很害怕，種族的仇視會是一發不可收拾。我相信香港不是那麼嚴重，但香港的貧富懸殊其實在世界是數一數二。我們如何在教育與收生的機制，可以在公平、公義多做一點，這個我覺得值得關注。
程介明：香港應趁富有，保證兒童受教育
哈佛沒有講明收生多少，但如果正式放開限制，我想整個校園有五、六成（學生）都是亞裔。剛才特首所說，我大致接受，但有一點心有不滿，特首說如果需要成績以外的東西作參考，基層學生獲取錄的機會較小。我們應怎麼做呢？我們當初不要給他們那些機會，那他就會繼續升上去，但現在我們要想辦法，令他們也享有更多的經歷。新加坡你說是精英主義，但他在差學校、貧困、少數族裔學生下的工夫，是很大的。因為它是國家，是其國民，所以要做。所謂大教育平台，其實是做這件事。而且很多機構是針對弱勢學校的，你不得不佩服他們的想法，因為這沒有政府政策，又無政府資源，但他們又的確這樣看。香港這個社會是挺好的。
但特首剛才提到是用舊框架去看現在，如果是現在，即使她能入學，亦未能做到現在位置。你要看現在。因為現在去做公務員，本來就是如此：一技傍身、一紙文憑、一勞永逸、一帆風順、從一而終。但此情不再。所以如果是我們那樣，我們便對不起弱勢家庭。我們政府有錢時，怎麼做呢？若然錢不夠，也得做，所以大教育平台便動用整個社會的資源。這樣做不等於沒有差異，但你也得做。
說起哈佛，哈佛在2008年便宣布不只資助貧富子弟，還要資助中等收入的子弟，不單免其學費，他可享用課室、教授、實驗室、圖書館，但我要他出去外面，要他到發展中國家服務，要他四處旅遊、活動，所以要資助每年收入12萬至18萬美元的家庭。我不理你什麼人，不論資源，我也保證你受到教育。我覺得香港社會應該有這樣的志氣，趁現在有錢吧。不見得儲下去，將來還是這些錢，於是牽涉陳岡剛才提及的，有一件事我覺得不是政府問題。現在中、小學校長、家長總有個攀比的概念，例如新加坡提及一個問題，就是成績表不准排名次，不准設平均分，以一句話概括：”This is not a competition”。我譯做中文的話，就是：「教育不是攀比。」如果你將教育視為攀比，則一如傳統科舉的特點。總之你取得狀元，不管你做什麼。大家看狀元的戲應該看很多，但曾否看過一篇狀元的論文？沒有。你不看內涵的，就要看名次。這個情況不變，學生就被我們困在排隊的概念裏，其實全球大學亦然。我不覺得我或在座各位可以改變。如果有校長開始改變，不祈求是全港的校長，而真能辦出有特色的學校的話，則功德無量。
朱雅儀：將來社會多衝擊
我是贊成的。將來商業社會企業營運模式很多時不可單靠自己能力而創新，怎樣在不同領域裏互相合作，不只是業務那麼簡單。不同方面，帶來不同的技術過來，帶來衝擊，進而出現新的市場。最近香港股市較動盪，如梁卓偉所言，想也沒想過的公司也能上市。一般市民未必看得明，為何這樣的公司未來數年都像不賺錢，為何也有高價值似的？所以我不是說這是常態，但我們要接受事實，將來社會是有很多不同的衝擊，不只科技的衝擊，而是市民生活有很多衝擊，衝擊了營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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