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改涉及很多層面，糾纏不清，有必要正本清源。欣幸近日内地年輕官員提出要「再啓蒙」，十分及時，我完全同意，有必要重溫一國兩制的來龍去脈和核心意義。
一國兩制這個名詞是鄧小平1982年1月11日在會見美國華人協會主席李耀滋時首度提出的。1982年的講話，連同此前的兩次戰略轉變，我都有幸直接間接參與，不妨分享一下，和目前政改操作對比對比。
鄧小平當時說：「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兩種制度是可以允許的」。一國兩制目前用在港澳，但對象是台灣。正如鄧所說：「一國兩制構想的提出還不是從香港問題開始的，是從台灣問題開始的。」
鄧小平爲什麽選定在以上場合表態，下文交代。關鍵是：要全面認識一國兩制，必須以大局爲重：台灣、香港是同一問題的兩方面，這邊敲那邊響，不能偏廢，更不能囿於本位主義、山頭利益，造成副作用，讓一國兩制淪爲反面教材，影響國家安全和主權。
鄧小平和他的同輩一樣，走到這一步可不容易。那是清醒的時候難得的自知之明，因為共產黨立國於「鬥爭哲學」，常態是左傾、排外，沒事炮製各色内、外敵人，免不了還會反覆。所以他補上：「國家的統一是我們整個中華民族的願望。這不僅有利於子孫後代，在中國五千年的歷史上也是一件大事。」還特別強調：「我們講大政方針。沒有這樣的氣度不行。」
要達至以上境界，不僅先要經歷兩次「戰略轉變」（原國台辦主任楊斯德用語），還要偶然遇上鄧小平1980在台灣問題上受誤導。工作遂快速發展，1982年正式宣布一國兩制。
兩次「戰略轉變」分別爲：「台灣要解放」vs「一定要解放台灣」；「寄希望於台灣人民」vs「寄希望於台灣當局」；其艱苦歷程，屢經反覆，現在仿佛變相在香港重演，考驗各方的氣度。
戰略轉變第一步：不提「解放台灣」
1972年，作爲保釣第一團成員（此前有保密五人0團），我第一次和北京官員詳談香港、台灣問題。儘管周恩來總理曾表態「先台灣後香港」，二者有先後輕重之分，卻從未切割。我的大學論文題目是假藉德國一起外交事件，隱喻香港的回歸，所以喬冠華（時任外交部副部長，後接姬鵬飛爲外長，曾在德國留學）設宴餞行時，拉我坐在身邊，進一步詳細討論二者關係。
一行十多天的討論重點之一是台灣。建國後，國策一直是「一定要解放台灣」，但我夠年輕夠斗膽也夠韌勁帶頭反對，原因是：統一或回歸，應是攻心服眾，不是攻城掠地；人民是主體，不是被動的受體。所以哪怕要説解放，最多只能說：「台灣要解放」。當時立即惹來中共中央調查部高層的反對（此部已被滅，以前對外稱「西苑中直機關」，但看到李後回憶錄直呼其名，也不必隱瞞）；但我依然堅持觀點，幾乎不歡而散。唯一欣慰的是，其三局（台灣）的資深領導，最後私下表現模棱兩可。
周恩來首次捨棄「解放台灣」
1973年，周恩來總理在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對台灣的表述一改先例，採用了「台灣要解放」：
台灣省是祖國神聖領土，台灣人民是我們的骨肉同胞。我們對台灣同胞寄予無限的關懷…。台灣一定要解放。我們偉大的祖國一定要統一…！（參考連結）
這絕無僅有的一次，也算是個小成就吧！其實也是大勢所趨，同樣想法的人或許不少，更因尼克遜總統已經訪華發表《上海公報》，兩國又早已進行軍事情報交換，所以在台港等領土問題上，已經不用擔心外國勢力。要考驗的，倒是港台大政方針能否得人心，操作的官員能否勝任。
但問題尚未根治，接踵而來的是極左的反撲，批林批孔、反右傾翻案風、45運動等等。「一定要解放台灣」也在1977年的十一大復活，直到完成第二個戰略轉變，還幾經波折，最後才由鄧小平於1979年1月在外國勢力的大本營，在美國參衆兩院演説，正式宣布其結束：「我們不再用『解放台灣』這個提法。只要台灣回歸祖國，我們將尊重那裏的現實和現行制度。」
不再提「解放台灣」，是認識的飛躍；日後面對歷史遺留下來的港澳台問題，目的不僅是收回領土，更重要的是要做到民心所向，講的是方針政策，不是刀槍兵馬。如上所説，要考驗的，是政策能否得人心，措施能否到位，操作的官員能否勝任。
然而，鴉片戰爭的恥辱，爲國人帶來長期深遠的後遺症。其一，高層容易被所謂外國勢力、國家安全煽動綁架；其二，高層容易相信投其所好但查無實據的分析。領導稍許不慎，日後就必定要付出代價。如：周總理在彭明敏台獨問題上被騙，以爲是美國在操弄；鄧小平被中調部誤導，以爲台灣統一指日可成。
香港政改，究竟是攻城還是攻心，有當年的水平嗎？高層有沒有被誤導？這是要：「所有政黨跟所有社會各界……大家認真思考。」（習近平近日語）
説到底，關鍵是政策和吏治：怎樣的政策和班底才有向心力，能得人心？這是第二個戰略轉變的核心問題，其過程同樣痛苦，涉及面很廣，但也突顯香港的特殊作用，包括當年港澳工委領導出人意表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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