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屆政府上場後，經常掛在口邊的「格言」，是要「提升治理水平」。原因是習近平主席七一講話對本屆政府有四點希望，第一點就是要「着力提高治理水平」。現在政府上上下下都要學習「主席講話」，心領神會，提升治理水平自然成為施政方針的重中之重！
但治理水平是否提升了，到底應該以什麼標準衡量？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他的施政理念是「以結果為目標」，在「治理水平」方面，又應該要得到什麼結果？
回歸以來，特區政府如何能夠做到良好管治，是一個爭論不休的話題。有智庫曾發表《香港管治綜合研究報告》（香港集思會，2011年），從政制、社會政策、管治機器、管治理論等各方面探討，算是對管治問題所做較全面的研究。研究第一部分探討「縮窄社會分歧，確保政治穩定」，很明顯，當年政治上建制派與反對派對峙，分歧愈來愈深，看不見有和解的希望。政治困局，是當時特區政府最難解決的深層次問題。
經過近兩年中央先後公布《港區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度」，反對派已經全數銷聲匿跡。最大的難題已經解決，理論上政府的管治應更順暢、更高效。在「沒有反對派」的新形勢下，新一屆政府如果仍然做不出成績，就實在難辭其咎！
政府治理水平任何時候都會受考驗。最近有幾件「小事」看起來「無關大局」，但卻值得深入討論。
特首指示豁免掛國旗收費 傳達什麼信息？
第一件事是關於掛國旗。去年國慶日前，有市民向路政署申請在燈柱掛國旗，路政署「按章」要求繳付約14.7萬元，後來有議員去信政府要求解釋收費原因，最後行政長官李家超公開表示，已指示有關部門豁免費用，並制訂有效和適當措施避免同類事件發生。
事件並不複雜，路政署解釋亦十分清楚：按照目前政府收回成本的原則，路政署需向申請人收回路燈維修、在旗幟懸掛期間的巡查工作所涉及的開支。其後路政署收到要求署方酌情豁免收費，但現行審批程序並無相關機制，路政署於是與有關部門跟進豁免收費的具體安排。
良好管治的其中一個原則是依法辦事，尤其前線公務員，他們的職責絕大部分都是執行指示；而依規矩辦事、減少任意酌情處理的權力（尤其涉及金錢），是減少前線公僕徇私甚至貪腐的重要防線。以後掛國旗是否可以豁免收費，決策部門應仔細審議重訂規矩。在沒有任何修訂之前，路政署按章辦事，何錯之有？
現在凡涉及「愛國」之事，大家都以政治正確為首要原則，深恐「行差踏錯」。但其實「依法辦事」是港人奉行多年的核心價值，現在有人直接向特首投訴，就可以立即推倒執行部門的決定，這會傳達什麼信息？這次「愛國」雖然贏了一仗，但對前線公務員來說，以後凡遇上「愛國活動」是否就可酌情處理、擱置規章？
保持社會多元開放 是良好管治原則
另一事件是關於抗疫。新一屆政府早前委任6名專家加入抗疫專家顧問團，其中兩名專家袁國勇和孔繁毅連同另外兩名港大學者，公開發表文章建議冬季前加強自然感染和打疫苗，以帶來「混合免疫」，並逐步放寬其他社交距離措施。
然而此議或跟現任醫務衛生局長盧寵茂「意見不合」，據報道，盧寵茂認為相關建議屬理論，未必能保護高危者；又表示要統一發布消息，希望可達至公眾不會從不同來源收到混亂信息。
良好管治另一原則，是要保持社會多元開放，容許理性討論。抗疫這場仗已打了近3年，有關制訂政策和執行細則，都是由政府負責，專家顧問主要是提供意見。而在市民心目中，專家的意見都極具權威，且提供了更多資訊讓市民掌握疫情最新動向。在全港抗疫的過程中，專家顧問一直扮演重要角色。
對政府官員來說，專家意見「唔啱聽」的現象頗為普遍，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就一直拒納抗疫專家福奇的意見；但縱使意見不同，政府也毋須以「統一發布消息」為理由，令專家的意見「消失」。在疫情期間，港人已習慣參考不同來源的抗疫信息，從不會覺得混亂。一個信息開放的社會，民眾不會只聽政府。專家意見紛陳，而主事官員能否在意見多元的情况下有正確決策，正是考驗官員決斷能力的關鍵。故此，主責官員毋須強求「統一發布消息」，官員能否訂出明智的抗疫決策，民眾自會拭目以待。
政治環境完全改變 應否檢討副局長政助功能
還有另一事件是，上周五政府公布副局長和政治助理人選，合共19人，8人有政黨背景。按目前編制，副局和政助職位仍有9個空缺。新一屆政府增加了3名副司長、多了兩名局長，要經中央委任的問責官員增至22人，再加上由特首委任的28名副局長和政助，整個問責班子合計共有50人。
要提升治理水平，多了問責官員是否有幫助？現在政壇已無反對派，政府施政阻力大減，過去副局長、政助的主要工作之一是游說議員支持政府，這方面的工作現在已毋須花太大氣力，那麼副局長、政助的功能何在？
良好管治原則之一，是要有稱職的官員。副局長、政助之設，始於2007 年時任特首曾蔭權推動的「進一步發展政治委任制度」。經過15年發展，副局長、政助的功能是否應該來一次檢討？
2008年6月26日曾蔭權在立法會有一長篇發言，他表示「香港政制發展是處於過渡階段，最終是向普選邁進，有關時間表人大常委去年12月已作出明確決定……因此我們需要設計另一套符合《基本法》模式，在行政機關內培育及發展政治和治港人才」。現在普選再沒有時間表，取而代之的是「完善選舉制度」，中央公開申明此制將維持一段長時期。政治大氣候、大環境已完全改變，副局長和政助到底要發揮什麼作用？
今批副局長、政助中，新民黨有4人，被視為大贏家。但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在2019年7月也曾撰文，指「推行擴大問責制後，政府的問責團隊在人數上是壯大了不少，但是政府的管治水平卻不見得有多大提升」（見「經濟通」，〈問責制「改壞名」無助建立政治人才庫〉）。
事實上，歷屆副局長、政助在委任時公眾對他們都很陌生；到他們落任時，大家仍然對他們沒有留下什麼印象。在這套制度下，政府可以培養出多少政治人才？
對政治人才的要求，主要是政策倡議和團結（動員）群眾。香港要培養政治人才，區議會其實是最理想的起步點。有志從政的年輕人從地區工作開始，為地區解決民生問題（從政策入手），聯繫地區群眾、爭取支持，能做出成績的，就符合「升級」資格成為副局長、政助人選。這個過程，正如內地培養幹部從基層考核開始，而香港的政制基層就是區議會。最近有官員建議考慮「廢區議會」，我認為想法大錯，很明顯是忽略了區議會的重要作用。
內地對提升治理水平有很具體的描述：「使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見〈從大國之治邁向強國之治──新中國70年社會治理現代化巡禮〉，2019年9月20日新華網）。」李家超政府提出的提升治理水平，又有什麼具體規劃和指標？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