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大家樂慶祝創立50周年金禧紀念，在萬豪酒店舉行的午宴冠蓋雲集，梁智鴻醫生分享與大家樂淵源的風趣幽默發言，逗得賓客開懷大笑。主席羅開光不落俗套的致辭，也令人留下深刻印象。
之後到火炭大家樂的總部專訪羅主席，從早年放洋追尋求學理想，到接到父親羅騰祥的10頁家書希望他返港接手家族的快餐事業，一直談到大家樂的管理文化與未來發展策略，是一個香港快餐業的經典個案。
筆者與大家樂的關係也很長久，從80年代大學期間初嘗平民雜扒餐，到90年代在報社工作期間，幾乎每晚都到附近的快餐店用膳，到近年經常去住所附近的商場吃早餐，成了生活的一部分，與這家香港象徵的連鎖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大家樂的口號是「為你做足100分」，這是推動該集團不斷求進步的動力，也成為本人幾年前創業的參考對象。
文：文灼非 羅：羅開光
文：中學你讀哪一間學校？
羅：聖保羅男校，有150年歷史了。
文：你讀足7年嗎？
羅：不是，有12年。我小學已經入讀，讀到中六。
文：當時為什麼選擇去美國讀書？為什麼不去學校對面的港大升學呢？
羅：我自知能力有限，差不多到中三才算開竅，對數理化開始產生興趣，特別是化學和物理。所以中四開始讀理科，所有數理化都很高分，但中國歷史及其他文科全部拿H。
早年對化學工程感興趣
文：當年你有考A-level嗎？
羅：沒考A-level。我考完會考，讀完中六，我就覺得自己不適合待在香港求學。當時我覺得香港的大學學科比較狹窄，不太能滿足自己的興趣。我那時對化學、工程有興趣，選了化學工程，去了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讀本科課程，成績也很理想。1977年畢業後，有幾位教授覺得我可以再深造。當時有幾所學校可以選擇：Caltech、MIT、Stanford，慶幸拿到獎學金讀博士學位。年輕的時候愛逞強，跟父母說：「你們只用供我讀書幾年，之後我可以照顧自己」，這也算是一種良性的反叛。
文：你很自豪吧，父母也引以為傲。
羅：是的。我本來想讀Caltech的control and automation課程，史丹福則想讀生物化學。一間是很專、很小的學校，另一間則是比較全面的學校。我選擇了史丹福，父母當然十分開心。一進史丹福，就發現自己已經注定了跟某一位教授，他專注催化劑的研究，比較重視理論。剛開始讀碩士課程的時候，成績不錯，但發現身邊不少名校出身的同學也不差，他們都讀得很辛苦。
文：當時沒有太多香港人在史丹福讀書吧？
羅：不多，有一兩個。其中一個是高彥鳴，他和我是同一個實驗室的。後來他去城大、科大當副校長。他本來也是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學生，我到該校讀本科時，他已經去了史丹福念博士。説回我那位教授，他很喜歡做實驗室工作，我不太喜歡，有點應付不來。那時候我開始有點掙扎，如果去讀純數理，覺得自己未必比得上那班同學。知道自己的局限，這對日後做生意十分重要。念完碩士課程，我覺得算是對父親有個交代了，開始反省自己到底喜歡做些什麼。如果說繼續做研究，又覺得自己不太感興趣，再讀博士課程也未必能脫穎而出。我便停了一年，留在校園所在地Palo Alto「下鄉」，跑去快餐店做兼職，甚至做保姆。後來，我獲得的第一份工作是做工程的。
受父親感召回港接手快餐業
文：是留在Palo Alto工作嗎？
羅：不是，那時候即使在史丹福畢業，也拿不到H1簽證。那間國際公司派我去比利時和荷蘭，先在那邊的大學做研究。第二個研究是跟大學聯手研究模擬的化學工程。我還打算日後出售這些程序給美國的公司。後來回到美國，在洛杉磯做了兩年技術銷售，販賣那些程序。
文：後來為什麼會回香港接管家族生意呢？
羅：在美國我一路發展得挺不錯，當上了部門經理。1978年碩士畢業後，在外面闖了4年。1981年父親寫了一封10頁的英文信給我，講了大家樂當時的發展情況，開了哪幾間店舖，講了開店的經驗。他又跟我說了市場機遇，還有一些挑戰。當然，他不是在做SWOT analysis（強弱機危分析），雖然不知道這些理論，但他是這麼有經驗、有商業頭腦的人，能講出有邏輯的一番話。之後，他又講了我的堂哥羅開睦及我父親的工作搭檔。我堂哥本來是從事電影事業的，他和我九叔的兒子也回家幫忙。
文：所以你父親打算招兵買馬，希望勸你回去？
羅：父親還說自己身體開始變弱了。我也不知為何，覺得這是一種感召（calling），不用說些什麼，就回去了。從我小時候開始，一直看着父親怎麼白手興家，從無到有，也目睹他做假髮生意失敗，他是怎麼解決問題的。很感恩的是，我沒有仗着家裏是做生意的當個二世祖，父親也沒有逼我去讀商科，讓我跟着自己的興趣去讀書。如果當年繼續深造，或許會成為很成功的科學家。我不讀博士學位，其實是走回應該走的路第一步，做生意的力量已經開始慢慢萌芽。
文：你以前對飲食業是否感興趣？
羅：我對做生意是有興趣的，但是對飲食業沒有特別感興趣。
文：所以是父親想你去做？
羅：父親投身飲食業，我便緊隨其後，好像當年我想讀那幾間名校，其實也是想父親引以為傲。回到香港，他沒怎麼教我做生意，只是給我足夠的信心，相信我之前學過的東西能應付。
經營發展大家樂的戰略
羅：1982年我回來的時候，好像開了18間店。剛開的那幾間，父親自己在摸索。他召我回來的時候，已經掌握了一定的規律，已經嗅到一種scalability（可擴充性）的商機。如果他當時覺得這盤生意只夠養家糊口，只夠積存一筆積蓄的話，他就不會叫我回來。80年代我們在中環開了幾間分店，算是打響了名號。你也知道戰後的人累積了一定的經驗和財產，見到商機，什麼都想做。我有兩個朋友，一個拍電影，在台灣開公司；一個做製衣，到新加坡開公司。我呢，就想先在新加坡開，再到台灣開，想做到國際化，慢慢企業文化就形成了。你有一條問題問我，能打造出這麼大的市場有沒有做市場分析，其實說到這裏已經回答了你的問題。
文：大家樂有什麼特別吸引你的地方？
羅：我覺得自己有做生意的基因，不過年輕的時候覺得要表現一下自己的能力，就到名校求學。
文：你做飲食業也算是轉行，本來是在史丹福做研究，後來天天去巡舖……
羅：一個本身是做科技的人，剛開始投身飲食業覺得難度不大。作為一名工程師，我會從供應者的角度來看問題，而不是需求者的角度。以前做工程的需求一定是剛性的，我有這個問題要解決，就要找個方法解決。但我就是錯在這裏，一開始就搞電子餐倉。供應者就是講效率、標準化。但整個模型（model）還沒定下來，還沒搞清楚狀況，你怎麼做到標準化呢？所以失敗了。
文：所以就激發了你要重新開始？
羅：那時候還沒有激發到。不過我開始反思，自己的所學能應用到的場景是需要自己定好的。經過這次經驗，我開始跟父親、睦哥討論，發現走國際化之路的香港就是一個寶藏。想擴展我們的生意，需要有足夠的人才。我負責營運（operation）和製造（manufacturing），不是市場營運。在新加坡要全盤負責，在香港則做回自己擅長的部分。
文：你花了多長時間找回自己能發揮所長的空間？
羅：第一個是我負責工廠的事務，做中央廚房。那時候我們是全香港第一個做中央廚房的，所有科技的東西都是我負責的。有了信心之後，開始管業務部的同事。從那時開始，對做生意有經驗了。從我剛回來到公司上市只花了幾年的時間。上市之後，有了一個新平台去學習。當時公司也配備了很多人才：上一屆主席陳裕光處理對外工作，財務由許棟華負責，我負責業務、廠務的管理。幾個人分工之後，能在各自擅長的領域有所發揮，之後一步一步向上爬。
專訪羅開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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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開光簡介
史丹福大學化學工程碩士。現任大家樂主席及提名委員會成員。1982年加入大家樂集團，自1990年起擔任執行董事，直至2016年4月調任為非執行董事。1997至2012年出任行政總裁，2012年4月至2016年3月擔任首席執行官。作為主席，主要負責帶領及管理董事局運作，以確保董事局有效運作及充份履行其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