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的一封信——紀念聖士提反女子中學創校110周年（上）

戰後社會風氣敗壞，學校重生

香港和中國戰後的情況，除了生活上的艱苦，在靈性上亦受到嚴重的破壞。正如聖公會《港粵教聲》復刊中曾貫穀牧師所述：

「在地若天」此吾人之想望也。不幸吾國情形與地獄相似者甚多。

以道德言，我國固有之道德標準 ——「仁義禮智」，已不存在。

「仁」者仁人而愛物也。唯在戰爭中吾人習見死亡痛苦，心靈化為木石，對於一切不仁之事，熟視無睹，無動於中。

「義」者宜也，見利不妄取，見惡不妄行，昔人之所謂宜也。……今也義字之解釋，與前無異。不過貪污舞弊視為適合時宜，而不貪污不舞弊視為不適合時勢。……以前之廉潔忠貞視為愚拙之行為，而貪污舞弊社會親朋反視為平常之行為矣。

「禮」者敬也。昔之敬人也，在於齒、德、智。今之敬人也，以其財、勢、權。敬之方式同，唯敬之對象，已有差別。鄉黨之有齒、有德、有智、而無財、無勢、無權者，皆在不足敬禮之列。而對於社會有財、有勢、有權者，致敬唯恐不多，執禮唯恐不恭，其道德、學問、人格不計也。

「智」也致也。凡一切致知格物，而致國家於富強之道者古旨皆謂之智。今也不然。善於欺人、欺民、欺國者乃得謂智而一切循規蹈矩之人乃為不智。是人也欺人之方愈高，害人之法愈入，則其智愈深。否則反是。

凡斯所言，俱為吾國普遍之現象。吾國迨已變成魔國。

1939年教職員合照，前排左至右：第四名是校長歐鏡新女士（Miss Edna Atkins），第五名是霍黃保葵（Doris Fok），等六名是張玉瓊（Winnifred Cheung）；第三排：左至右第八名是梁華瓚（Mabel Leung），她是梁華瑗（Doris Leung）的妹妹。她們兩姊妹與霍黃保葵、寶興懌姑娘（Miss Beatrice Pope）四人於戰後，每周兩次於下課後為家傭和侍婢授課，於暑假期間主辦義學。並鼓勵學生積極參與音樂和戲劇活動，培養了一群思考獨立和有教養的優秀女生。學校為紀念她們的貢獻，設有張玉瓊獎學金（1977年）、梁華媛和梁華瓚紀念圖書館（1985年）、張玉瓊音樂室（1988年）。

1946年，香港政府教育處要求香港的學校，呈報教職員的名錄，以便統計政府戰後資助的支出。當時負責呈報的正是黃乃漢代校長。圖示附上列表中教職員名字，正是聯書校董會要求衣履補貼的教員，名單中，可見戰時流落於泰國的梁華瑗（Doris Leung），已成功復職。資料提供：香港聖公會主教府檔案 Diocese of Hong Kong Island—Secondary School（SS）—St. Stephen’s Girl’s College（SSGC） SSGC（11） 3/1946—11/1960， File No. 101。 — 1946年，香港政府教育處要求香港的學校，呈報教職員的名錄，以便統計政府戰後資助的支出。當時負責呈報的正是黃乃漢代校長。圖示附上列表中教職員名字，正是聯書校董會要求衣履補貼的教員，名單中，可見戰時流落於泰國的梁華瑗（Doris Leung），已成功復職。資料提供：香港聖公會主教府檔案 Diocese of Hong Kong IslandSecondary School（SS）St. Stephens Girls College（SSGC） SSGC（11） 3/194611/1960， File No. 101。

鑒於戰後生活艱苦，道德淪亡，風氣敗壞，聖公會亦盡力投入協助改善情況。除在教會屬下各院校舉辦各種社會服務外，亦鼓勵屬下學校除注意增進知識技能外，要以育成良好人格為目的。為樹立良好做人和教學榜樣，以供師生學習。何會督在聖公會英文版 Outpost 1945年復刊中，特別提及一名「我們自己的學校」——聖士提反女校高中畢業生李綠華。她於戰前在聖士提反女校就讀時，對外籍教員寶興懌姑娘（Miss Beatrice Pope，其後成為協恩中學副校長）十分仰慕。在歐鏡新校長主辦的課餘義學中（平民學校），她每逢星期三和星期六，利用下午不用上課時間，幫忙開班為高年級的街童授課。可惜李綠華的家人極之反對她受洗，希望她遠離寶興懌姑娘和聖士提反女校一班友好的活動，並用盡一切方法促使她改變想法。為達目標，甚至將她送到上海的書院繼續學業，也不讓她留港進入香港大學，更企圖安排她與異教徒結婚。但李綠華立場堅定，等待適當時候，她便以不失敬重長輩的態度說：「我會成為基督徒，並將自力更生。」

從此，李綠華便成為聖士提反女校的教員，帶領宿生參加夏令營和晚上於靈修室崇拜。其後，得到歐鏡新校長和寶興懌姑娘的幫助，她到了山東烟台，任職一家聾啞學校的首位廣東話教師，經歷了特殊教育工作後，她回到香港，成立一家只有三個學生的學校，憑她的盡心盡力，學校不久得到香港政府的資助，成為華南首間聾人學校。她本人亦得美國名校的獎學金和香港政府資助旅費，於太平洋戰爭前的1941年11月抵達美國進修學位。學成逗留在美國的聾人學校任教，期間再獲得倫敦殖民地辦事處的獎學金，遠赴英國入讀曼徹斯特大學專科進修。戰後她回到香港，在九龍重開聾人學校，並與一眾教牧分享她的經歷。

1948年學校在柏道的大門。大閘上的拱形學校牌匾設計沿用至今，兩旁門柱均寫上 CMS（聖公會海外傳道會）的標記，代表知識之大門。

圖示1946年5月由黃乃漢代校長呈報校董會和教育處的免費寄宿生名單。宿生監護人的名字中，出現聖公會的鐘仁立主牧、教員霍黃保葵（Doris Fok），可知當時不少免費宿位是提供給教會和學校有關的教職員。資料提供：香港聖公會主教府檔案 Diocese of Hong Kong Island—Secondary School（SS）—St. Stephen’s Girl’s College（SSGC） SSGC（11） 3/1946—11/1960，File No. 101。 — 圖示1946年5月由黃乃漢代校長呈報校董會和教育處的免費寄宿生名單。宿生監護人的名字中，出現聖公會的鐘仁立主牧、教員霍黃保葵（Doris Fok），可知當時不少免費宿位是提供給教會和學校有關的教職員。資料提供：香港聖公會主教府檔案 Diocese of Hong Kong IslandSecondary School（SS）St. Stephens Girls College（SSGC） SSGC（11） 3/194611/1960，File No. 101。

圖示1960年3月24日，香港新界舉辦農業展覽，一群兒童聚集觀看表演，圖中兒童不少穿上校服參觀，可見戰後15年，得到各個教會辦學團體和政府教育處的努力，香港的基礎教育服務已開始普及各個階層了。

戰後的聖士提反女校，經歐鏡新校長努力改善教學環境和質素，到了1947年7月，學校已有超過600名學生，其中記錄了446名女生，212名男生，校董會決定新學年開始停止男女校的運作，男生只收到八歲大的小童。歐鏡新校長於1949年榮休，由來自愛爾蘭的英純真女士（初上任時用上中文名字「英桃」女士，Miss Katherine Dalton Cherry）接任。英純真校長在任的11年間，正值香港經歷戰後復原，經濟急速發展的年代，她對學校最大的貢獻，正如何會督所說：「她是學校三大價值的保衛者：力阻英國的商業主義在校內成長；鼓勵詩歌、美與人生的價值遠較金錢為大；阻止香港商業社會對學校的不斷侵蝕。」由此可見，英純真校長於1960年榮休時，給予聖公會和聖士提反女校一份亮麗的成績。

校務報告書

校長英桃女士（Katherine D. Cherry）

在余執筆寫此報告前，曾翻閱過去兩年之報告書，深受感動與鼓勵，蓋自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九僅屬三年，而聖士提反女校已從艱苦中獲致迅速之進步，校舍內外粉飾一新，小學校舍亦已於本年六月落成，並蒙程天斗夫人（Mrs T.T. Ching）主持開幕禮，足供七百一十名學生應用之校具亦已置備。

自幼稚園以至第一班之學生，均能認真向學，本屆第一班之學生，因有三年之正常教育，參加會攷時當較往屆為佳，本年復增設家政一科，在家政室中，各生皆興緻橫溢。

本校各項設置，雖未全復戰前水準，然各重要事項均已按步處理，瑣碎細務，亦皆着意改良，如閱書樓現已請政府撥發新書櫃，以便儘量採購新書，化驗室亦急待裝置設備，以適應科學教育之需要，前政府贈送之臨時校具，現已代以柚木之卓椅矣。

關於校舍，尚有可記者，查本校奠基石上之刻字，戰時為日敵所毁，現已重新雕刻妥善，唯以前刻字未有存稿，今所刻者，乃據各教員之憶述耳，以後當攝影存底，以備萬一之用。

獲得文憑之學生，人數今年亦比去年較多，計得香港大學入學証書者一人，離校証書者二十人，余希望此為程度提高之先兆。

課外活動方面，有華光團（Wa Kwong Club）之設，現已併入學生會，又有暑期貧童義學，及聖誕貧童晚餐，除此三者外，更有學生二人服務於家庭福利會所舉辦之女子會（Girl’s Clubs），年初本校學生嘗往工廠參觀，又往參觀在大學堂圖書館展覽之畫展，高級生曾往觀由香港戲劇會（Hong Kong Stage Club）演出之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不可兒戲》）及電影 Wuthering Heights（《咆哮山莊》），參觀英國文學會每星期在梅夫人婦女會（Helena May Institute）放影之益智電影。

外賓之來參觀本校及演講者有鐘博士（Dr. Stanley Jones），候會督（Bishop N.V. Halward），羅天樂博士（Dr. Lautenschlager），黎女士（Miss M.C. Knight），黃玉梅女士及嘉會吏（Canon G.K. Carpenter）等。

最後謹向教育司致謝其幫忙及關懷。

余相信余等必能一致為前途而工作，「本信而進前」“In Faith Go Forward”！

從英純真校長接任後首份校務報告書看（1950年），對戰後重開學校的發展，有更深刻的了解。資料提供：香港聖公會主教府檔案 Diocese of Hong Kong Island—Secondary School（SS）—St. Stephen’s Girl’s College（SSGC）SSGC（11）3/1946—11/1960，File No. 101。

在歐鏡新校長多年的努力和新校長英純真女士帶領下，聖士提反女校的學業成績重上高峰，圖示其中1949年應屆會考女生成績表現出眾；在六間同級女子中學中，以優良成績比較，僅次於瑪利諾修院學校（Maryknoll Convent School），令一眾師生十分鼓舞。資料提供：香港聖公會主教府檔案 Diocese of Hong Kong Island—Secondary School（SS）—St. Stephen’s Girl’s College（SSGC）SSGC（11）3/1946—11/1960， File No. 101。 — 在歐鏡新校長多年的努力和新校長英純真女士帶領下，聖士提反女校的學業成績重上高峰，圖示其中1949年應屆會考女生成績表現出眾；在六間同級女子中學中，以優良成績比較，僅次於瑪利諾修院學校（Maryknoll Convent School），令一眾師生十分鼓舞。資料提供：香港聖公會主教府檔案 Diocese of Hong Kong IslandSecondary School（SS）St. Stephens Girls College（SSGC）SSGC（11）3/194611/1960， File No. 101。

校內死亡事件，鬼影幢幢

現時的聖士提反女子中學，不論是中學、小學或幼稚園，均不設立寄宿生名額。在50年代，可能是女校和曾經提供寄宿的緣故，校內鬧鬼的傳說正是揮之不去，更何況聖士提反女校的原址地段，於香港開埠不久的1862年，已是穆斯林回教徒的墓地。在香港抗日戰爭初期，校舍被安排作救護醫院，不少因失救而死亡的事件曾發生於校舍內。其中包括深受學生和教職員愛戴的外籍教員夏女士（Miss Dora Emily Hazeland），她退休後，於戰時初期，病逝於校舍改設的醫院內。

當年最轟動的記載，是中國著名女作家蕭紅。她於1940年抵達香港，1941年7月生病，曾轉治於不同的醫院，因為香港淪陷，最終安排到聖士提反女校校舍改設的醫院，並於1942年1月22日病逝，享年只有31歲。經火化後，部份骨灰被友人私下安葬於聖士提反女校後院的山坡下。

其他觸目的死亡事件發生於1949年9月21日星期三晚上，聖士提反女校一名12歲寄宿生梁淑慈（Leung Shuk Chi）在校內的圍欄滑下時，從20呎高墮下，頭部着地，頭骨破裂。學校的值班教員巴師奶（Mrs. Bassadona）立即召喚那打素醫院的雅士頓醫生（Dr. Ashton）前來急救，並將受重傷的梁淑慈送到瑪麗醫院，她當時一直昏迷，延到翌日晚上7時死亡。梁淑慈在校內屬好動的寄宿學生，於學校有兩年寄宿生活經驗，從沒有製造麻煩。但性格屬假小子（Tom Boy）型、好動，在教師不在場時，有在樓梯圍欄滑坡的習慣，亦發現她爬樹和爬越大閘的報告。經校方和警方調查，此事件純屬意外。校內鬧鬼的故事隨着1967年取消寄宿後，慢慢被新生所遺忘了。

1862年，香港島的墓地主要分布於黃坭涌峽谷（即今天的快活谷馬場）東北部近山邊的位置，分別為印度士兵墓地、羅馬天主教徒墓地、基督教徒墓地、巴斯人墓地。其中為穆斯林回教徒而設的墓地，可能因宗教的關係，被編於遠離這一帶的土地。政府將新建不久的羅便臣道部分路段（現今定名柏道）以北的長方型土地，劃作回教徒的墓地（Mussulman Cemetery）。圖示1865年香港維港市區圖中，明顯標示了回教徒墓地所在的位置，正是現今聖士提反小學大樓的地點。到了1867年，政府重新規劃市區用地，該墓地被改劃成605地段中的 Mano 地段、新設930地段（現在的金禧樓）和802—803地段（現在中學大樓和學校的後園）。參閱筆者藏China Directory 1862，inserted “Plan of Victoria Hong Kong 1862”；HKMS162—1—1 Plan of Victoria 1865 Map No. 561；HKRS207—12—1 Map MM—0001* Plan of Victoria 1867（portion），HKPRO。 — 1862年，香港島的墓地主要分布於黃坭涌峽谷（即今天的快活谷馬場）東北部近山邊的位置，分別為印度士兵墓地、羅馬天主教徒墓地、基督教徒墓地、巴斯人墓地。其中為穆斯林回教徒而設的墓地，可能因宗教的關係，被編於遠離這一帶的土地。政府將新建不久的羅便臣道部分路段（現今定名柏道）以北的長方型土地，劃作回教徒的墓地（Mussulman Cemetery）。圖示1865年香港維港市區圖中，明顯標示了回教徒墓地所在的位置，正是現今聖士提反小學大樓的地點。到了1867年，政府重新規劃市區用地，該墓地被改劃成605地段中的 Mano 地段、新設930地段（現在的金禧樓）和802803地段（現在中學大樓和學校的後園）。參閱筆者藏China Directory 1862，inserted Plan of Victoria Hong Kong 1862；HKMS16211 Plan of Victoria 1865 Map No. 561；HKRS207121 Map MM0001* Plan of Victoria 1867（portion），HKPRO。

聖公會何明華會督（Rev. Ronald Owen Hall，Bishop of Victoria 1932—1966）於抗日戰爭前，已在中國地區工作，1939年民國政府授予紅色白藍鑲領綬采玉勳章，以表揚他多年來致力中國賑災工作。於戰後香港重建中，與政府配合良好，對香港社會教育貢獻良多。圖片攝於1932年，何會督於倫敦聖保羅大教堂門外，正準備出發到香港上任主教之職。筆者藏舊照。 — 聖公會何明華會督（Rev. Ronald Owen Hall，Bishop of Victoria 19321966）於抗日戰爭前，已在中國地區工作，1939年民國政府授予紅色白藍鑲領綬采玉勳章，以表揚他多年來致力中國賑災工作。於戰後香港重建中，與政府配合良好，對香港社會教育貢獻良多。圖片攝於1932年，何會督於倫敦聖保羅大教堂門外，正準備出發到香港上任主教之職。筆者藏舊照。

何明華會督對中國和香港的愛戴和鼓勵

對於抗戰勝利後的中國，國共內戰，互相爭鬥，內陸一切善後復興工作停頓。對於國家的分裂，聖士提反女校高年級女生均感沉痛。相對地，仍是英國殖民地的香港，憑着獨特的政治和地理優勢，從戰爭破壞中快速復原。至於戰後香港發展的預測，早於1945年，何會督已觀察到香港極可能成為連接中國的一個重要商業城市，陸路和航空交通將會前所未有的方便：從廣東、廣西、江西南部，連同長江流域一帶地區的工商業，將以陸路和鐵路與香港連接，鐵路網絡更遠至越南地區。談及戰後香港會否交還中國，正值國共內戰，何會督有深刻的體會。他接觸在中國居住受過教育的華人，均認為香港重光後應回歸中國。但對到達香港的中國難民來說，觀點便剛好相反，認為香港應保留英國管轄的特殊地位。

當時遠東的局勢十分微妙難測，特別是在自由中國和被佔領（解放）地區人民之間，相互情感的關係，因政黨不同而分離。何會督指出牧師的工作必須有很強的洞察力和同情心，能幫助重建華人家庭間的關係，不論他們身處佔領區與否。何會督認同牧師回去佔領區工作行為明智，並為他們禱告。何會督更指出：「作為基督徒，宣道工作不能靠邊站於某個政黨，若我們於共產地區下失敗，不是他們的問題，而是我們的錯。」……「經歷八年戰爭後，中國仍然前進，它從沒有想過放棄，繼續做不可能完成的工作，這也是觸動我們心靈的原因。」…… 「香港從戰爭的破壞中重建是一場艱苦的工作 … 本着對未來的勇氣和信心，我們進前。（So with courage and faith for the future we go forward）」

*鳴謝：

限於筆者的水平和能力，文中謬誤在所難免，敬請學者和廣大讀者批評指正。文中戰後學校的資料，幸蒙香港聖公會主教府檔案室提供，特此致謝。此外，非常感激聖士提反女子中學現任校長周維珠女士（Miss Maggie Chau）和負責學校檔案的黃錦璇老師（Miss Candy Wong）。她們在百忙中，為文章提供學校珍貴的歷史照片，並指導研究學校歷史的方向，在此表示誠摯的感謝。最後，亦是最重要的，是感謝小女兒林以麗，有幸她就讀於該校小學部，給予筆者有機會編撰這篇文章，並祝她本月生日快樂。

下期預告：聖士提反女子中學110周年紀念歷史圖片回顧

（圖片：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