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的管治班子仍未公布、新政府尚未登場，在北京，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在上周六已向特區政府「有言在先」，宣示「中央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對特區政府的管治團隊列出了一系列要求。
張德江委員長上周六出席在北京舉行的紀念《基本法》實施20周年座談會，發表近8000字的長篇講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張德江表明日後要制訂和細化一些屬於中央的權力，包括對特區法律的備案審查權、政制發展決定權、中央對特首發出指令權，以及聽取特首述職和報告權等，以健全落實基本法操作機制。
從林鄭開始 特區管治進入新階段
屬於中央的權力本已列於基本法「中央與特區關係」部分。從字面理解，大家都以為中央只管國防、外交，餘事由特區政府自行處理。現在委員長的講話表明，中央不是如此理解：中央不但擁有香港的「全面管治權」，更會把這些權力「細化」——意思應是指以具體「法例」列明中央的管治權。很明顯，從林鄭月娥政府開始，特區管治正式進入一個新階段，就是「我管，你治」。簡單說，是「中央話事，特區辦事」。
如果要作個比喻，過去對「高度自治」的理解，是香港等於北京的子公司，中央是大股東，有最終話事權，但整家公司的營運基本上交由總裁（特首）負責，除了重要事項知會大股東，其他決策都由總裁拍板；而且，大事都只需知會，決定權大部分仍在子公司的總裁手中。
但按張德江委員長的最新宣示，現在特區和中央的關係要進行「架構重組」，香港這家子公司不再有決策權，重要決策都收歸母公司，母公司會頒布具體管理守則，香港子公司的總裁只負責日常管理。換言之，大政決策日後將在北京，香港特區政府受命執行，特首的權力範圍只限於業務營運。
中央對港方針，除了一國兩制，還有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基本法還在討論的年代，中央領導人都強調要信香港人、要尊重香港的制度，愈少變愈好。要達到這些目標，香港人都相信「高度自治」的理解愈寬鬆愈好，中央愈少干預愈好，時任總書記江澤民曾以「河水不犯井水」作概括，大意就是中央不會「過界」插手香港的事務。
然而，2003年50萬人上街反對23條立法是一個轉捩點。由當年開始，中央一手以經貿優惠政策傾斜幫助香港渡過難關，另一手則成立高層的港澳工作小組，加強參與香港的大小事務。隨之而來的，就有「兩支管治隊伍」之說，反映中央已經開始改變策略，大幅介入特區的事務。
對香港高度自治作從「緊」的解釋，早在10年前就提出過，見諸時任人大委員長的吳邦國。《明報》周日（5月28日）頭版做了一個對比，把張德江和吳邦國的發言作比較。吳邦國當時說：「香港高度自治權不是香港固有的，而是由中央授予的……中央授予香港特別行政區多少權，特別行政區就有多少權。」這番論述，跟張德江是基本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張德江在「中央授權」的闡釋之上，還具體說明中央有哪幾項權力。例如對特區法律的備案審查權，基本法第17條指香港立法機關的法律「須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備案不影響該法律的生效」；新的說法是「備案審查權」。如果審查後中央發現有問題，該法律還是否有效？日後是否所有法律都要先由人大常委會「審查」後才能頒布實施？
又如「中央對特首可發出指令」權，指令一出，特首當然要執行；假如中央認為23條已到非盡快立法不可的地步，下達指令特首須立即立法，特首即使認為民意反對、立法會未必可以通過，但是否仍然要按指令立即行事？
張德江還強調特區政府管治班子必須由「愛國者」組成，中央對公職人員是否效忠國家亦有「監督責任」。管治班子是否只限於問責官員？行政會議成員是否包括在內？中央的「監督」主要包括哪些方面？是否會公布具體的規定，以便公眾可以評斷某些公職人員是否「效忠國家」？
當中央落實「全面管治權」時，中央對特區事務的介入必會更廣泛、更深入。相比之下，特區政府的權限自然會相應收窄，相信未來行政長官主要職責是執行中央發出的指令，重大決策必須先請示中央，尋求指示。特首主要職責，只是處理日常政務，專注經濟和民生等「非政治」議題。事實上，從2003年開始，香港已經開始進入「中央落實全面管治權」的新階段，只是大部分香港人尚未察覺到底這種「新說法」意味着什麼。到了上周六的張德江委員長講話，大家終於知道是什麼一回事了。
可預示特首未來處境艱難
令人感興趣的是，林鄭月娥在競選特首期間表示不會在任內推動23條立法。但張德江認為香港有人鼓吹自決、港獨，「否認中央對香港的管治權……絕對不能視若無睹」。中央會否為此而發出指令，要求下屆政府為23條立法？林鄭是否要準備順應新形勢，「打倒昨日之我」？「我管，你治」的新局面，可以預示特首未來會經常處在港人訴求與中央指令之間，處境將會十分艱難。
原刊於《明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