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袁國勇教授在3月15日香港大學慶祝111周年的晚宴上發表主題演講，以「香港大學應對新冠大流行──我們的傳統、實踐和挑戰」為題，根據講稿整理成文章給本社發表，以饗讀者。
沙士爆發20年以來，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的團隊一直為應對新發傳染病而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團隊銘記，我們繼承了一個偉大的傳統。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香港西醫書院（港大醫學院之前身）創始院長白文信教授，發現了傳播淋巴絲蟲病之蚊媒。其發現奠定蚊媒播病論之基礎，有助科學界了解各種蚊媒傳染之疾病，例如瘧疾等病。孫中山先生是白文信之學生，乃香港西醫書院之首批畢業生，當時之醫學生在荷李活道的雅麗氏利濟醫院接受培訓。孫先生於畢業晚宴上，曾表示香港西醫書院「不僅為培養學生茁壯成長，應為全港所有人之福祉而立」。
王寵益教授乃本部門之先驅，他於1920年被任命為港大病理學首任講席教授。王教授曾於醫學期刊《刺針》，或作《柳葉刀》，發表多篇有關結核病之文章。可惜王教授感染結核病，於46歲英年早逝。當時港大校長於悼詞中，總結了王教授對醫學無私之奉獻：「你救人而不能自救……你留下給人們的記憶，是謙卑奉獻、無瑕的一生。你給家人、大學和國家這份珍貴的禮物，殊非易事。願你一路走好。」
侯寶璋教授乃港大病理學部戰後首任病理學講座教授，於1956年，他發現了膽管癌和中華肝吸蟲之關係。這種膽管寄生蟲，通過進食未煮熟透之淡水魚傳播。侯教授之繼任人紀本生教授認為傳染病如戰爭般可怕，因此於1968年成立了港大微生物學系。
應對新興傳染病爆發
港大微生物學系首任講座教授乃黃啟鐸教授。他於1976年發現了類鼻疽伯克氏菌為海洋公園海豚神秘死亡之元兇。相同之細菌，於去年在深水埗區出現大規模爆發，導致25病例和6人死亡。黃教授乃港大新發傳染病研究之先驅。我在1976年以醫學生之身份加入港大這個大家庭，而黃教授之發現引起了我對新發傳染病研究的好奇心。
本人於1995年出任微生物學系教授之時，需要決定學系的研究方向。當時我問了一個問題：「什麼可以癱瘓香港？」翻查本港人口統計數據時，我發現唯一兩次人口急劇減少達50%之事件，乃第二次世界大戰和1894年的鼠疫。鼠疫又稱黑死病，乃由鼠疫桿菌所引起。雖然敝部門對地緣政治、人口老化、遷徙移民或全球暖化等問題無能為力，但港大微生物學系肯定可以就新發傳染病之爆發出一分力。
港大團隊在臨床傳染病學、微生物學和分子生物學等3方面多年之研究和準備，在1997年成功推出了快速核酸測試，應對全球首次H5N1禽流感病毒由禽鳥跳進人類，導致人類禽流感爆發，並在《刺針》上發表了相關之論文。本人當時提出濕市場不應容許販售活家禽，因而影響商販的生計並導致反響，亦是首次感到生命受威脅。
專注發現及監測新型病毒
2003年，本部門迎來真正的挑戰。本團隊獲邀診治廣華醫院首批沙士患者，並於其中一名患者的肺組織中分離出了人類沙士冠狀病毒。港大微生物學系再次設計了快速核酸測試和抗體檢測，並用於診斷患者。我們的團隊以這些新的檢測方法，在深圳東門野生動物市場追蹤到了病毒的中間宿主──果子狸。我們再次提出應及早關閉野生動物貿易來控制疫情，但此建議影響了許多果子狸養殖農民和市場攤主的生計，因此我第二次感到生命受威脅。但究竟沙士冠狀病毒的天然宿主是什麼動物？直到兩年後，我們才找到了答案。
期間，在2003年6月30日，溫家寶總理和國家重要官員到港大探訪及參觀，隨後本部門因發現2003年沙士冠狀病毒而獲得了首個內地以外的國家重點實驗室。我們的國家重點實驗室主要從事人類和動物中所特有之新發微生物的發現和監察、開發快速診斷試劑、了解病毒基礎發病原理，並嘗試開發新的廣譜抗病毒化合物、疫苗和感染控制策略。
港大團隊於2005年在中華菊頭蝠中發現了「類沙士蝙蝠冠狀病毒」。這種有趣而細小的飛行哺乳類動物，竟高達39%帶有這種與2003年人類沙士冠狀病毒相似的「類沙士蝙蝠冠狀病毒」。
因此，本部門於2007年，在《臨床微生物學評論》醫學期刊上發表了一篇綜論文章。在結論段落「我們該準備迎接SARS重臨嗎？」有以下意見：「中華菊頭蝠中存在大量類似沙士冠狀病毒的蝙蝠冠狀病毒，再加上南方地區有食用野味之文化，此習慣恍如一顆計時炸彈。所以人類不應忽視來自動物或實驗室的沙士冠狀病毒或其他新型病毒出現之可能性，因此我們需要做好充分準備。」自2004年以來，我們一直專注於發現和監測動物和人類中的新型病毒，特別是新型冠狀病毒。
監測計劃發現新病毒
在2003年SARS爆發以後的20年中，我們的病毒監測計劃已在動物和人類中發現了82種新病毒。但直到16年後的2019年，我們才充分地意識到「類蝙蝠SARS冠狀病毒」對公共衞生的影響，這種病毒與2003年的SARS-CoV-1，以及引起COVID-19的2019年SARS-CoV-2有緊密的基因進化關係。我們熱愛港大，所以總是嘗試用HKU命名新發現的冠狀病毒，例如與我們共存多年的人類冠狀病毒被名為HKU1。現在，我們已經以HKU命名了33種冠狀病毒，最後一種是蝙蝠冠狀病毒HKU33。
當然，我們也愛香港和愛國家。除了病毒外，我們還用「hongkongensis」和「sinensis」這些物種名稱來命名我們新發現的細菌、真菌和寄生蟲物種。值得一提的是，我們發現的82種新病毒，加上29種新細菌、真菌和寄生蟲，總共有111種新微生物物種，剛好標誌着香港大學的111周年。
沙士爆發後，事隔17年，一直等到2019年12月30日，剛剛也是我的生日，終於發生了一些事情。對於一眾微生物學家和科學家來說，是迎接挑戰的時刻，但對於全球來說，均是一個極壞的消息。就像1997年的H5N1禽流感、2003年的沙士病毒和2013年的H7N9禽流感一樣，我們又遭受到由動物跳到人類的新發傳染病侵襲。野生動物市場一再被認為是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早期之爆發源頭，這些疫情爆發清楚地表明了動物和市場監察的重要性。我再次表示必須禁絕活動物在濕市場販售，因此我亦第三次收到安全受威脅的訊息。
深圳家庭群組顯示人傳人感染
港大團隊累積了多年經驗及早有準備應對各種新發傳染病，於2020年1月，本團隊在香港大學深圳醫院發現了第一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家庭群組，並證明此病能人傳人。香港大學深圳醫院於2012年成立，當時排除了許多反對聲音和困難。感謝徐立之教授、李心平教授和鄧惠瓊教授等有遠見的領袖，使深圳醫院的計劃得以實現，否則我們會無法取得這突破性的發現。
研究顯示，新型冠狀病毒與我們於2005年發現的類沙士蝙蝠冠狀病毒於基因排序相似。
令人驚訝的是，微生物學系團隊2020年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家庭群組及傳播途徑之文章，被《刺針》選為該刊200年創刊以來、34篇具里程碑意義的原創文章之一。這對港大團隊成員來說，是一個極大的鼓舞。
港大醫學院其他部門，也為應對新冠大流行做出貢獻，譬如：
- 公共衞生學院、兒科和藥理學系一直在進行數學模型預測流行病軌跡、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的研究，並定期與公眾分享知識。其中一位微生物學系專家（何柏良醫生）在電台上幾乎每天都提供實用建議，以幫助大眾保護自己免受新型冠狀病毒的傷害。
- 內科學系、化學學系和醫學生物學院在強效抗病毒藥物尚未面世前，研究利用例如口服鉍及N-乙酰半胱氨酸等現有藥物重組處方，治療新型冠狀病毒。
- 香港大學在社區最需要時，總及時伸出援手。我們設立了三個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包括在陸佑堂，特別為長者提供接種服務的中心。
- 北京萬泰生物藥業公司使用我們港大的疫苗種子製造了首款鼻噴式流感載體新型冠狀病毒疫苗。所有臨床試驗表明，我們的疫苗在對抗Omicron變種也非常安全和有效，甚至對保護老年人也很有效。
我們在應對SARS、新型冠狀病毒、禽流感、中東呼吸綜合症、伊波拉和其他新發傳染病中，汲取了許多教訓。這些病毒約有75%來自野生動物，如蝙蝠和鳥類等。病毒可能會跳到中間宿主，譬如果子狸、家禽、非人類靈長類動物和駱駝等，進一步擴大病毒量和基因變異，進而跳到人類身上，並通過人與人之間的傳播，導致大規模疫情爆發。
相信科學、做好準備
香港和內地過去的疫情告訴我們，大流行肆虐的日子必定重臨。我們不知道何時再來、會在哪裏開始、以及這種微生物的身份和性質，因此我們必須做好準備。相信科學，同時兼顧公眾的心理健康和經濟困難。
若我們不做好準備，將要付出巨大的代價。過去大流行病的死亡人數提供了教訓，未來的大流行再出現時，數以百萬計的生命會因而喪生，經濟也會崩潰。
儘管港大資源有限，但我們的體制有利促進多學科團隊的合作而做出貢獻。港大的微生物學系設於瑪麗醫院和醫學院內，異於大多數大學的微生物學系設於理學院，遠離醫院。我們微生物學系的一半人員是臨床醫生（MBBS），另一半是科學博士。這個機制讓臨床醫生能快速連接臨床微生物學家和科學博士，得到快速的研究結果。臨床微生物學家了解實驗室的基礎科學、併患者的臨床需求，還能夠與醫院感染控制主任和公共衞生流行病學家進行溝通，以對抗醫院和社區的疫情爆發，並能夠進行疫情來源調查，藉以控制疫情。
在香港和全球疫情的挑戰中，微生物學系已經走了很遠的路，得到了香港大學這個大家庭以及社會、公眾和私人各個領域的支持。我們期待您的持續支持，為未來的疫情做最好的準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