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從群組訊息中得知劉紹銘教授大去，心裏突然覺得像缺掉了一塊，希望這不是真的，可是又不能不相信。呆坐了好一會，才掛電話給劉教授的夫人司徒秀英老師，本意是要安慰她，可說着說着，兩人卻在電話裏痛哭了一大場。
認識劉教授近40年了。上世紀80年代，他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任教，我在香港三聯書店當編輯，老總潘耀明先生策劃出版《海外文叢》，約了劉教授一部雜文稿《遣愚衷》，稿件由我負責跟進，由此跟劉授書信往返，結上了文字緣。後來他來了香港，我們才真正見到面，開始了一段忘年的友情。
一段忘年友情
劉教授是國際級的名教授、名作家、名翻譯家和大學者，在文壇地位超然。他翻譯夏公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簡直就是中國近代文學的「聖經」。所謂高山仰止，因此我初次見到他時，難免有點誠惶誠恐，可是交往下來，只覺他溫文儒雅，謙沖平和，對我這小編輯的話都仔細聆聽，毫無大教授的架子，讓我如沐春風。其後交往多了，我們之間變得不光是業務上的往來，而成了經常相聚的朋友。
和劉教授相比，我自然是個末學後輩，因此他和我，可說是亦師亦友。不過他這個師，卻並非嚴師，我從來沒見過他疾言厲色，和他相處，我都可以放言無忌，不用擔心冒犯了他。因為我覺得，即使我說錯了話，他也總會一笑置之，絲毫不會介懷的。
劉教授20多年前決定離開美國，回港任嶺南大學文學院長，因為他的聲望，使嶺大的地位提升了不止一個台階。記得他召集主持的嶺南大學張愛玲學術研討會，可說是香港文學界多年難得一遇的盛事，殿堂級的學者作家濟濟一堂，連「神級」的夏志清教授也難得蒞臨了。還有白先勇、王德威等名家的講座，要不是劉教授的個人魅力，想不出有誰能吸引到如此多的名家遠涉重洋到偏處一隅的屯門來。
我總覺得，回香港任教和生活，對劉教授是極為適合的選擇。他名滿學術圈，足跡遍天下，任教過不少世界一級院校。但他到底心繫生他育他的香港，只有回到他的「故鄉」，他才真正如魚得水。熟悉的語言、熟悉的文化，同聲同氣的學生，不但讓他在教學和研究上揮灑自如，也刺激了他的創作思路，使他寫出了不少文貫中西，妙語如珠兼有港式味道的散文。
劉教授苦學成才，大概因為自己的出身和經歷，知道文人出頭不易，他特別愛才和惜才，非常珍惜有才華的後輩。
愛才惜才
大約是在90年代吧，他讀到雜誌上一篇寫父子看足球的短篇小說，擊節讚賞，來電話問我認不認識作者顏純鈎，我說認識啊！結果我介紹他倆認識。自此，劉教授和顏純鈎成了莫逆之交，還一起合作編過許許多多有份量的書，在顏純鈎任總編輯的天地圖書出版。這是我這輩子做得最成功的「牽線人」。
黃子平教授是另一例子。80年代，黃子平和李陀為香港三聯編了一套《中國小說》年選，劉紹銘教授非常欣賞，不止一次對我稱讚選家的眼光，對黃子平寫的序言，更讚口不絕。黃子平教授後來也跟劉教授成了好朋友。
我從三聯退休之後，到香港中華書局任資深策劃編輯。2012年是中華書局百年店慶，總經理趙東曉先生希望組織一套紀念文集，我建議出版《香港散文典藏》，讓劉紹銘和黃子平合作。名單是他們兩人商定的──董橋、劉紹銘、林行止、陳之藩、西西、金耀基、羅孚、小思和金庸。囊括香港九大散文名家，作者陣容一時無兩，開創了香港聯合出版集團的先河。
計劃中本來由劉教授和黃子平同掛主編之名，後來劉教授對我說，他掛顧問銜，讓黃子平一人當主編就可以了。理由是出版社要付酬給主編，顧問則一般無須付酬，這可以讓黃子平多拿點酬勞。香港出版艱苦經營，主編費並不多，劉教授對後輩的關愛，令我非常感動。
還有個好例子是王璞。王璞的小說和散文寫得非常好，又是我20多年的好朋友。她曾在嶺南大學中文系任助理教授，是劉教授的同事。有時候，顏純鈎、我和劉教授一起飲茶吃飯，他經常跟我們稱讚王璞的小說散文，還將讀過的精彩之處說出來，談得興起時，幾乎是眉飛色舞。
美好的時光
因在屯門工作和居住，出香港市區一趟，舟車勞頓，對年逾八旬的劉教授來說並不輕鬆，因此他並不常「出城」。但劉教授極重感情，假如他要來港島，會事先約朋友們見面，約的最多應該是顏純鈎和我。也有幾次約了蔣芸、黃子平、顏純鈎和我一起到中環的嶺南會所吃飯。吃飯聊天飲紅酒，我們和劉教授度過不少美好的時光。
劉教授非常關心香港的文化圈，經常留意本港的文化動態、關注文學雜誌以及報紙副刊，常常感慨報刊的文學副刊愈來愈少、愈來愈少……
最後一次跟劉教授見面，是2018年的9月12日。顏純鈎要移民加拿大，約王璞和我去屯門向劉教授道別。本來說好要進屯門請劉教授的，不料反讓劉教授付錢做東了。
這幾年疫情肆虐，跟劉教授只能通電話，未能見面，時時在想，不知何時再能請劉教授吃他心愛的乾炒牛河。前年，司徒老師來電告知，她和劉教授要登記結婚了，我真為他們高興。我對司徒老師說，想進屯門觀禮，我先生可以為他們拍攝婚禮照片。不過後來司徒老師說，因為疫情嚴重，還是先不要見面吧，沒想到那次沒見上，就再也見不到了。
這件事，可說是我永遠的遺憾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