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五回家，大約晚上8時許，杏花邨港鐵站大堂對開的鐘樓聚集了好幾百人，悼念逝世的科大學生周梓樂；現場很平靜，沒有人叫口號，也沒有展示任何標語橫額，只點了蠟燭放在地上，有些人拿着，默默地哀悼。
靜默的力量，有時比大聲呼喊更強大。參與悼念的人相信大部分都不認識周梓樂，但一個年輕人在這樣的時局中「不明不白」失去了生命，總叫人傷感難過。
只有真相 才有信任
周梓樂同學身亡的原因仍在調查，大家都希望知道真相，然而在真相未悉之前，參加哀悼的人應該都帶着不少疑問，他們傾向於不相信掌握公權力的人的解釋，選擇站出來哀悼，一方面是表達傷感，另一方面是要傳達一個信息：政府必須徹底查清事件的來龍去脈，讓社會知道真相。
只有真相，才有信任。政府和警隊的公信力大降，造成社會嚴重的信任危機，是反修例風波最突出的一個後遺症。民不信官，寧願選擇相信網上流傳的消息，令社會上出現愈來愈多「懸案」，這種強烈的不信任情緒導致很多「奇怪」的反應，包括堅信8．31曾經有人死亡、少女不是自殺而是另有隱情……
對政府和警隊的強烈不信任，令街頭暴力行徑始終有一大批支持者，是止暴制亂至今仍無法收到成效的主要原因，只要有任何一起意外造成平民傷亡，街頭暴力和民眾抗議又會出現，此起彼伏，令香港陷入一個無法走出困境的死局。而這個死局，目前仍看不見任何曙光（交稿前又發生了西灣河21歲男子中槍，另外一名不滿示威者行為的市民被淋易燃液體燒傷）。
很多人都會問，香港有那麼多精英能者，為何至今都無法為香港找到一條出路？事實上，香港人提出過的解決方法不少，諸如獨立調查、撤換失職高官、展開與民對話（拖延了幾個月，但僅此一場）等等，但政府都似乎不感興趣，只堅持以警力平息暴亂！
以港人智慧 曾解決過無數難題
以香港人的智慧，我們曾經解決過大大小小無數難題，回歸之前香港雖然沒有「高度自治」，但面對困境，香港人都可以憑自己的力量找出一條生路。1967年經歷一場大暴動，港英政府決心推行一連串社會改革，民間就適時提出各種訴求：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反貪污捉葛柏、要求監管公營事業收費……連串民間抗爭行動，令香港逐步走上一個比較公平公義的社會。
1970年代開始，本地經濟進入樽頸狀態，政府要為未來發展謀劃，開始研究工業多元化，適逢當時內地改革開放，港商遂「乘勢」搬廠回大陸，與珠三角形成前店後廠，令香港經濟迅速擴展並進入一個新階段。上述整個過程都是民間行為，是港人自己把握機會，政府只是從旁「協助」。
到了香港前途談判，雖是中英兩國交鋒，然而民間卻冒出了各種形式的對話交流平台，商討港人應該要爭取哪些權益、要保障哪些權利，以及要做些什麼去保證港人的生活方式不變。事實上，《聯合聲明》和《基本法》內的條文，絕大部分都是香港人的集體智慧。
八九六四對香港人是一次大衝擊，當年人心惶惶，但香港人沒有自亂陣腳；有人搞「黃雀行動」協助民運人士逃到國外求庇，支聯會就搞燭光晚會，繼續聲援；在極端艱難的時刻，港人仍然可以不失尊嚴地表達訴求而又能「保住」香港、不傷元氣，這也是香港人發揮集體智慧的成果。
回歸之後，香港對抗外圍大鱷，政府大規模入市干預，最後擊退炒家，保住聯匯和本地經濟。這次行動是由政府出手，但都是由香港自行部署策劃解困，不假外求。
沙士一役，香港受到重創，初期仍未清楚傳播途徑，但本地前線醫護人員堅守崗位，無畏無懼，大學的專家則提供研究成果，以及建議阻截傳播的途徑，最後打了一場勝仗，其間各行各業都提出疫情過後重振經濟的方法，全社會同心協力，很快就令香港復蘇。
今時今日 看不見政府願吸納民間智慧
想說的是，香港有各行各業的精英，社會人才濟濟，面對各項難題怎會束手無策、一籌莫展？以往我們能夠集合民間智慧，解難紓困，是因為官民互動，政府總會「吸納」民意，成為解決社會問題對策的元素。今時今日，我們卻看不見政府願意聆聽民意、吸納民間智慧，到底是政府自視過高，還是另有苦衷？
如果我們真有「高度自治」，香港人群策群力，集合各方的智慧，又怎會解決不了當前的困局？
香港的悲情，是我們有成熟的公民社會，但政府卻不以開放的態度與民眾對話；我們有不同背景的精英，提出了各種解困方法，但政府充耳不聞，一概拒絕。
香港現在充斥着暴力和仇恨，政府卻拿不出任何解決方法，任由社會消耗撕裂，很多人都有一種說不出的抑鬱。
事態繼續惡化，我們見到政府公務員、學術界、醫護界以至其他專業界別──他們理應是建制的骨幹，但卻一批又一批地公開表達「異見」，支持街頭抗爭的一方。這些有「起義」意味的公開表態，對政府是非常嚴重的警號，有可能動搖政府的管治。
拿不出政治方案 單靠警隊無能為力
最近電視台或許配合時勢，不時播放電影《71暴亂夜》，該片講述1971年北愛爾蘭首府貝爾法斯特爆發騷亂，男主角是英軍一名新兵，服役第一天就被派往支援北愛皇家警察部隊。電影劇情的背景，是1960年代開始的北愛天主教徒爭取脫離英國，與另一批主張留在英國的北愛新教徒以及英國政府進行武裝鬥爭。
故事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是新兵跟隨大隊執行街頭鎮暴，在社區內被大批民眾包圍，有人高聲叫罵，有人在拍打街上的垃圾桶，一批大媽則阻擋英軍前進，背後的小孩卻突然拿走了一柄英軍的步槍逃去，新兵和他另一同僚立即追趕，卻走入了橫街，被反英的民眾逮住。
以上情節，對香港人來說已不陌生，「教訓」也是一樣：如果執法的武裝人員沒有民眾支持，就恍如陷入「人民戰爭」，對方人馬從四方八面而來，到處都是「敵人」，根本防不勝防。香港情况亦如是，如果政府拿不出政治方案令大部分市民放棄支持街頭暴力分子，單靠警隊平亂是無能為力的！
正常的社會，不會是只歌頌、稱讚警員，其他人如大學校長、民意代表、社會領袖、城中首富等都要被痛斥辱罵為「亂港分子」的吧？這怎會是一個理性的香港！
香港社運向有「和理非」傳統，但「和（平）」及「非（暴力）」早已不復存在，現在連「理（性）」也蕩然無存，社會只有仇恨和報復，籠罩着一個悲情的香港！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