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讀《詩經》

在中國文獻典籍中，對中國歷史影響最為深遠者，莫過於「五經」。「五經」中影響最廣，感人最深者，則莫過於《詩經》。故《詩序》說：「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正得失」，言其倫理道德功能；「動天地，感鬼神」，指其情感功能。正人之行、動人之心的雙重功能，確立了《詩經》在中國文化史上不可撼動的地位。然而我們今天閱讀《詩經》，卻感受不到這兩種功能的存在，這原因便在於觀念上的差距與價值取向上的變化。要想走近《詩經》，還須先破除觀念形態上的障礙。

恢復了《詩經》的文學真面目

第一須破除的是 20 世紀對《詩經》性質的認定。幾乎所有的中國文學史著作，以及語文教材、文學通俗讀物，對《詩經》都給出了這樣的概念：《詩經》是中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這似乎已成為天經地義。這個結論被認作是 20 世紀《詩經》研究的最大貢獻。因為歷代都把《詩經》當作「經」來對待，只有 20 世紀的文化運動，才所謂「恢復了《詩經》的文學真面目」。

這個觀念最大的問題是，忽略了《詩經》對於建構中國文化乃至東方文化的意義。我們不否認《詩經》的本質是文學的，但同時必須清楚《詩經》的雙重身份，她既是「詩」，也是「經」。「詩」是她自身的素質，而「經」則是社會與歷史賦予她的文化角色。在2000多年的中國歷史乃至東方歷史上，她的經學意義要遠大於她的文學意義。《毛詩序》說：「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孔穎達《毛詩正義》說：「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朱熹《詩集傳序》說：「《詩》之為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其在中國文化史上之地位由此可見。同時她還影響到了古代東亞各國。如日本學者小山愛司著《〈詩經〉研究》，在書之每卷扉頁赫然題曰「修身齊家之聖典」「經世安民之聖訓」等。朝鮮古代立「詩」學博士，以「詩」試士。他們都以中國經典為核心，建構着自己的文化體系，由此而形成了東亞迥異於西方的倫理道德觀念與文化思想體系。這是僅僅作為「文學」的《詩經》絕對辦不到的。作為「文學」，她傳遞的是先民心靈的信息；而作為「經」，她則肩負着承傳禮樂文化、構建精神家園的偉大使命。一部《詩經》，她承載着的不僅是幾聲喜怒哀樂的歌詠，更主要的是一個民族的文化精神與心靈世界；一部《詩經》學史，其價值並不在於其對古老的「抒懷詩集」的詮釋，而在於她是中國主流文化精神與主流意識形態的演變史，是中國文學批評與文學理論的發展史。如果我們僅僅認其為文學而否定其經學的意義，那麼，不僅無法理解《詩經》對於東亞文化建構的意義，而且也無法解釋東亞的文化與歷史。

錢穆先生說：「《詩經》是中國一部倫理的歌詠集。中國古代人對於人生倫理的觀念，自然而然地由他們最懇摯最和平的一種內部心情上歌詠出來了。我們要懂中國古代人對於世界、國家、社會、家庭種種方面的態度觀點，最好的資料，無過於此《詩經》三百篇。在這裏我們見到文學與倫理之凝合一致，不僅為將來中國全部文學史的淵泉，即將來完成中國倫理教訓最大系統的儒家思想，亦大體由此演生。」（《中國文化史導論》，商務印書館 1996 年版，第 67 頁）錢先生對《詩經》的這一把握應該說是非常精確的。「文學與倫理之凝合一致」，更好地說明了《詩經》的雙重價值。從「倫理」的角度言，《詩經》中所運載的觀念形態，可以說是中國文化精魂之所在，其之所以有「正得失」的功能，有「止僻防邪」的社會功效，原因正在於此。如果拋棄了這個精魂，而只關注其「歌詠」，關注其所謂的「文學本質」，實無異於捨本逐末。而要想正確認識《詩經》的價值，走近《詩經》，就必須糾正 20 世紀形成的這種偏見，從「文學與倫理之凝合」的角度，把握《詩經》的真精神。

錢穆先生說《詩經》是中國一部倫理的歌詠集。（Wikimedia Commons）

破除《詩經》作為「古典文學知識」的觀念

其次須破除的是把《詩經》作為「古典文學知識」的觀念。20 世紀在文學研究領域出現了許多新觀念，其中影響最深者有三：一是「唯物論」，認為文學是一種客觀存在，它有其自身的規律，文學研究就是要研究文學的運動規律，用規律來指導當下的創作；二是「進化論」，認為文學是不斷進化、發展的，中國文學史就是中國文學的發展歷史；三是「遺產論」，認為古代文學是古人留下的一筆值得繼承的文化遺產，有了這筆遺產，可以使民族文學寶庫更豐富，成為我們今天創作的知識資源。在這三種理論的觀照下，《詩經》便成了一種古典知識。這種「知識」，其意義重在認識上，即認識中國文學發生期的詩歌形態，認識賦比興對後世詩歌藝術的影響，認識其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的位置，同時幫助理解和閱讀古典文獻，等等。許多人閱讀《詩經》是為了掌握知識，獲取古代信息，《詩經》的精神意義在這種觀念中喪失殆盡。顯然，這大大地影響了對《詩經》的正確、全面的接受。當然，我們並不是說這三種理論不好，而是說不能僅以此來認識《詩經》。在這種觀念下，所發現的只能是《詩經》作為客觀存在的意義，而難以把握其內在精神。要知道，文學中有知識，但文學不是知識，她是一種生命的存在形式，有思想，有情感，有靈魂。對於她，不能用對待知識的方法去分析、把握，更重要的是要用心靈去感悟，去感知她作為精神存在的意義。

破除「創新」觀念

第三須破除的是「創新」觀念。「創新」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個關鍵詞，在許多方面確都需要創新。但對人文學科來說，更需要的是「務實」，是「守正」。在「守正」的基礎上「出新」是可以的，而不能刻意去「創新」。只有在原有基礎上自然而然生出的「新」，才是有生命力的。孔子說「述而不作」，「述」便是「守正」，「作」便是「創新」。「述」比「作」難，因為只有全面地把握前人的成果，才能準確地「述」出來；而「作」則可以不管別人怎麼說，自己另搞一套。當下在人文學科中，「創新」意識過於強烈，好像「新」就是好的，「舊」便意味着沒有意義。在這種意識支配下，有些人不從正路上去理解《詩經》，也無心去瞭解前人研究成果的合理性，而是銳意求奇、求深，近於「腦筋急轉彎」的方法，於是觀之則「新說」叢出，按之則無一能落到實處。這些人「創新」的目的，不是為了解决問題，而是為了出成果，寫文章。一般讀者不能辨其是非，只是覺得新奇便好，奇便能刺激自己對知識的興趣。這樣自然很難把握《詩經》的精神實質，也不可能有耐心去領會《詩經》的真正意義。

總之，「詩歌總集」觀念關注的是詩的藝術形式，「古典知識」觀念關注的是《詩經》中的文化知識信息，「創新」觀念關注的是自我表現，其目光投射皆是外在於《詩經》的東西，而忽略了詩歌的內在精神。只有清除了觀念上的這些障礙，才有可能走近《詩經》。

繼承前人閱讀《詩經》方法

就具體閱讀方法而言，前人有不少值得我們繼承、學習的成功經驗。首先最重要的一個基本原則，就是孔子所提出的「思無邪」的讀《詩經》方法，即要從正面理解詩意，不能想歪了，想邪了。《詩經》是中華文明大廈的支柱之一，她與大廈的存在是聯繫在一起的，如果她歪了，那就意味着大廈傾頹。

其次是縮短與《詩經》的時間距離。也就是說，在觀念中，不要把她當作古詩，要看作就是自己或身邊人作的。即如朱熹所說：「讀《詩》，且只將做今人做底詩看。」「讀《詩》正在於吟詠諷誦，觀其委曲折旋之意，如吾自作此詩，自然足以感發善心。」「千古人情不相違」，縱然《詩經》是數千年前舊物，事態萬殊，而人的情感反應則與今人無別。在略檢注解、疏通大意的基礎上，把她的意思品讀出來，而後與自己及身邊、眼前的人、事、物聯繫起來，其中的道理、情感自然會汩汩流出，使自己進入情景之中，去體會其心靈的脈動。在這種情景下，你可能會把外在的什麼賦比興之類統統淡化，而感受的是她的精神力量。

其三是靜心平讀，反覆涵泳，不可有絲毫私意摻雜。朱熹說：「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措置，務自立說，只恁平讀着，意思自足。須是打迭得這心光蕩蕩地，不立一個字，只管虛心讀他，少間推來推去，自然推出那個道理。」朱熹曾批評人說：「今公讀《詩》，只是將己意去包籠他，如做時文相似，中間委曲周旋之意盡不曾理會得，濟得甚事？」（上引皆見《朱子語類》卷八十）這就是說，不能把自己的意思強加在詩上，而要通過反覆涵泳，讓詩意自然流出，與自己的情感、思想相融匯。王陽明《傳習錄》中有訓蒙的《教約》，他說：「凡歌《詩》，須要整容定氣，清朗其聲音，均審其節調，毋躁而急，毋蕩而囂，毋餒而懾。久則精神宣暢，心氣和平矣。」（《王陽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第89頁）
這是讓《詩經》的精神匯入自己血液的一種方法。

前人的這些寶貴經驗，在今人看來可能已經不合時宜。原因是 20 世紀西方學術思想的輸入，徹底改變了中國學術原初以「修己」為第一要義的治學方向，而代之以知識開掘為第一目的。於是《詩經》由原初的鮮活的精神生命，變成了凝固的古典知識，其正人之行、動人之心的雙重功能也隨之喪失。同時學術界也出現了學術與人格分離、學術與人生分離的現象。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深思，也不能不引起我們對古典的閱讀方法的重新呼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