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圖為《佃農理論》英文版封面（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張五常教授2016年9月11日，在上海社科院紀念斯密《國富論》發表240周年活動上發表演講，本文是最後一部分。
承上文：
說到思想傳世的問題，這是不容易的事情。我可以自己誇張地說幾句話，就是這十年來，我發覺，我四五十年前發表的文章現在還在，不是很紅，被引用不是很多，但幾乎每一篇都還存在。我的《佃農理論》是1967年年寫好的，現在還在，即使再過50年，100年，還會在1969年，我在芝加哥大學出版的《佃農理論》，當時是5美金一本，現在網上沒使用過的叫價近2,000美金一本，用過的800美金。花那麼多錢買一本書不會白白扔掉，對不對？我寫的《蜜蜂的神話》，1972年出版的，還在。去美國念經濟學的研究生，還要念我的文章。你看我寫中國婚姻的那篇文章，1972年寫的，現在又紅起來了。我們從事這種工作，是掙不了錢的，思想是不值錢的。你說工程師值錢，我的《蜜蜂的神話》值什麼錢呢？我的《佃農理論》哪裏值錢了？但是傳世對作者來說有很大的滿足感。老實說，你給我10億，20億，讓我把「佃農理論」賣給你，我也不幹。自己的思想傳世，是一種很特別的滿足感。假如我告訴你，我不注重思想的傳世，那我是騙你的。我們走這條路的哪一個不重視自己的思想傳世？但是這個問題我最近幾年才知道，我們的文章是過了幾十年才知道傳不傳世的。你自己試試看，傳世五年都不是那麼容易。時間是無情的。大紅大紫的文章多得很，只是時間是無情的。這個問題我們回頭來看，文章怎麼傳世呢？思想怎麼傳世呢？
文章能否傳世有三個要點。第一，一定要有新奇感，要有新奇的東西；第二，一定要有好的品味；第三，一定要有趣。這樣子基本就能傳世了。我的那些傳世幾十年的文章，如果稍遇到一些障礙就寫不出來了。可以傳世的原因，是我當年美國的朋友不管我，別人要發多少學術性的文章，但不關我事，只要我自己做得好就行了。你們現在看，任何需要評審的文章，要交差的文章，要應酬的文章，沒有一篇是留得下去的。我為西部經濟學會寫的那篇講稿，用心寫的，人們都說我寫得好，但是沒有了，傳不下去。而為興趣寫的，講蜜蜂怎麼採蜜，講座位票價，講中國的婚姻，都傳下來了。做學問的目的是為什麼呢？薪水又不高，作為學者我就是要爭取思想傳世。堅信這一點，高傲自信。我當年在美國的時候，系主任是諾斯，對我說得很清楚，別人要算文章數量，但不關你事，你幹什麼都可以，寫也可以，不寫也可以，與你薪水無關的，隨便你怎麼做，我們不管。就這麼簡單。所以說文章傳世的條件其實不是那麼困難。不是說你沒有這個本領，而是說你沒有這個環境。目前中國大學的制度不容許學者寫出傳世文章。你比我聰明十倍都沒有用。
思想要如何傳世，這是非常難的。再回到斯密，他又高出了一個層面，他不是一篇文章傳世，而是一個思想範疇傳世。一篇文章的傳世和一個思想範疇的傳世是不一樣的，思想範疇的傳世是反映著一個思想範疇的轉變，或反映著一個大時代的轉變。能做到思想範疇傳世的，斯密是一個，李嘉圖是一個。雖然後者的分析很多錯。我們現在的數學模型分析是李嘉圖搞出來的。馬克思也算是推出了一個思想範疇，因為他看到財富不均的問題。他只是搞錯了，但總算是反映著一個時代思想的轉變，所以他是思想傳世。再說下去，馬歇爾代表了邊際分析，是新古典經濟學的代表。這麼多新古典都圍繞著他，他寫出了經濟學的整體架構，也是一個新的範疇。現在輪到我，該怎麼做呢？我80歲了，最近花了6個月，日以繼夜，把我的《經濟解釋》重新修改了一遍，由四卷變成五卷。因為看到機會了。自己有機會創立一個思想範疇。成功機會不高，因為這是難度極高的嘗試。我怎麼做呢？我把傳統的經濟學的理論，馬歇爾的傳統改成最簡單的，把其它不合用的全捨棄。然後重視合約，把交易費用引進。追求思想傳世，對作者是很大的滿足感。
再看中國的情況，我們有很多青年很厲害，在基礎上很好。然而純從思想這方面看，他們是做得不好的，所以目前中國的發展，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回頭看中國的發展，你不可能說中國沒有天才。中國的天才多得很，比如蘇東坡，他的創意很厲害。但是當我們看英國，文學有莎士比亞，物理學有牛頓，經濟學有斯密，生物學有達爾文，畫家有特納（威廉．特納）。一個小小的國家，五位頂級大師，而中國哪裏拿得出來？我不接受中國人智力不如他們的說法。當年我在美國，和那些經濟學大師比拼，我感到安然自得。為什麼中國今天有這個問題呢？就是約束教育導致的。回頭看以前，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有思想大師。但是比起西方，英國這麼小的國家，他們的制度，對學術方面的制度確實比我們的好。謝謝各位！
原刊於人文經濟學會微信平台，獲該社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