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那部據說是蕭斯達高維契（Dmitri Shostakovich）口述的回憶錄《見證》（Testimony）於1979年問世後，此書真偽於學界掀起了一浪接一浪的爭辯。以Laural Fay為首的批評者，考據當中內容的出處，企圖證明全書不過是自稱為「筆錄者」的伏爾科夫（Solomon Volkov）一方面拼湊現成資料加以編輯、另一方面對蕭氏的政見立場予以杜撰而成。支持的一方，卻也能找到各種證據，說明蕭斯達高維契臨終前幾年，的確曾跟這位「非常熟悉他作品的年輕人」經常會面，而伏爾科夫的原稿，亦每一章開首都有蕭氏親筆簽署以表同意；其餘像Ian MacDonald等學者，甚至能依據《見證》提供的說法，按圖索驥地解剖了一些蕭斯達高維契作品的意義和理念。
對蕭斯達高維契的爭議
由對《見證》真偽的辯論，無可避免地引發出蕭斯達高維契於歷史上扮演何種角色的疑問：究竟他是在史太林政權下趨炎附勢、甘願充當宣傳工具的「保皇派」，抑是飽受政治逼害而不得不作出妥協，卻一直通過音樂來表達其憤怒和指責的「異見人士」？40年來爭辯無休，始終莫衷一是，兩方陣營都未能提出令對方無可反駁的有力論據。然而，人生的事，往往不是黑白分明。我們既不能謬然排除《見證》是伏爾科夫筆錄蕭氏親述其作品意義和對政權內心取態等的真確性，亦同樣不能單純地認為只要是蕭氏說的就是真實。伏爾科夫可以聽過蕭斯達高維契的說法後，另外找來一些資料補充，令此書讀來更為紮實豐富；蕭斯達高維契也可以因自覺死之將至，希望死後於國際間享有崇高聲譽，故誇大部分記事，以贏取對他暗下竭盡所能反對暴政的掌聲。也許，書中部分描述確有其事，但譁眾失實的地方是否全無？
學者近年搜集的蕭斯達高維契的私人書信，以及他親友的訪問，似乎傾向證實《見證》所謂蕭氏「平反」的觀點。說蕭斯達高維契為「俄羅斯良心」，可能有點太過，但確有不少學人，接受用俄文中的「yurodivy」一詞來形容他──所謂「yurodivy」，直譯為「癲僧」，但其言「僧」者，只是一種譬喻，實際乃指思想出類拔萃者，雖洞悉世態，卻因社會環境關係，佯作瘋癲以求自保。作曲家穆索爾斯基（Modest Mussorgsky）為當中佼佼者，而蕭斯達高維契亦被視為對史太林表面奉承，暗地諸般反諷、以其藝術為人民發聲的異見者。
筆者較為傾向相信《見證》一書，剖述了蕭斯達高維契的內心世界，以及有關其各部大作的創作意圖。畢竟，我們不能以現今香港「黃藍分明」的政治環境，來臆測蕭氏屬「建制」抑或「反建制」。在那個動輒被殺害清算的高壓氛圍內，對於這位被史太林親自點名為國家服務和宣傳的作曲家而言，有何能力不按分派的任務辦事？像蕭氏那樣隱晦地通過音樂來表達人民的恐懼、控訴極權統治的殘害，已是他所能做到的極致了。例如他的《第七號交響曲》，裏面刻劃「入侵」的音樂主題，熟悉他的友儕都知道那是早年創作的樂思，但他留待兩國戰爭開打後才寫進這首交響曲內。樂曲被史太林政府高調用為喚起國人的愛國精神，但其實當中真正控訴的，不僅是希特拉，還有史太林！這首交響曲以《列寧格勒》為名，反映他心繫的昔日文化之都列寧格勒，先被史太林的崛起而毀掉，而希特拉則繼之而來，似要把這個城市徹底消滅。這重隱喻，便如一齣惡作劇，作曲家心裏的訕笑，亦是讓他捱過種種上壓下煎而不致被逼瘋的一服鎮靜劑。
另一例子，是他於1960年6月被逼成為共產黨員之時，那份令他窒息的壓力，幾令他踏上自殺之途。7月份他走訪過剛遭戰火蹂躪的德累斯頓（Dresden），回來用了三天時間，寫成了他的第八號弦樂四重奏。樂曲表面上是題獻給於戰爭死去的無辜亡靈，實際卻是他的個人「自傳式」作品，不但將自己的名字於德語的拼法Dmitri SC Hostakowitsch的代表字母DSCH，崁進音樂裏面而成D – E flat – C – B 四個音高，作為一個表達自我的音樂動機；此外，還大量引用自己的作品，包括導致他獲批鬥的《馬克白夫人》（Lady Macbeth）、第一及第五交響曲等，以總攝一生的藝術創作，視之為準備結束生命而留給世人的遺作。他最後沒有選擇自殺，但當中經歷的驚心動魄的情緒轉折，說明了他表裏不一的極端心理鬥爭。
幾年前看過一齣紀錄片，當中特寫蕭斯達高維契的片段，至今難忘。這個謎一樣的人物，嘴唇緊呡、臉頰繃緊，圓框眼鏡後的雙目，內斂而發出精光，不苟言笑，一副時刻都把警覺性置於最高戒備狀態的神情；舉手投足，都異常的直接迅捷，猶如軍人操演似的，無一分多餘動作。他的心頭，彷彿長期被千斤巨石壓着，但外觀上則像極力表現得顧盼自若，然那股深沉的氛圍，還是無可掩飾地散發出來。在那個話不敢言、人不敢信的年代，音樂創作成為蕭斯達高維契宣洩各種無形壓力的唯一渠道。
無可否認，蕭斯達高維契在鐵幕政權前「跪下」了，像他的第五交響曲便是藝術生命受到嚴重威脅時寫下的妥協之作，樂曲有如一道悔過書，而他儘量配合蘇共當時文藝政策的投誠，正好被拿來當作「榜樣」。但維護蕭氏的，總覺這首交響曲愈是澎湃振奮和壯麗高昂，便愈是故意淺薄和諷刺，就像面對國家領導人時，當其他人都歡喜雀躍地奉承，他則木無表情地跟他們一起鼓掌，但卻比任何人都拍得大聲。其餘的不少交響曲，如上來提及的第七號，以及接着寫的第八、第九兩首，雖被統稱為「戰爭三部曲」，被用作為反德國納粹的「樣板曲」，但內裏隱含對史太林獨裁統治的無聲抗議、對戰爭的深切反思、對傷亡的悲哀無奈等，在蕭氏筆下都化成一種戲謔式的諷刺。
蕭斯達高維契的「雙面人生」，也反映到他的音樂作品之上。他的15首交響曲，都是在蘇共政府官員金睛火眼盯着下寫成，務不犯上「形式主義」（Formalism）的過錯、內容主調都配合政策發展，是故只能處處布滿「密碼」作為隱喻式反抗，算是對自己的一種精神交代。史太林死後寫作的第十交響曲，當中的哀愁樂段表面是為史太林的逝世而寫，但其哀嚎，其實乃為幾千萬受他塗炭的生靈而發；而一再激昂地帶出的DSCH主題，正是為公告天下他的自我意識和個人良知終能抬頭，戰勝了史太林的專制暴政。
將名字於德語的拼法Dmitri SCHostakowitsch的代表字母DSCH（Wikimedia Commons）
十五首弦樂四重奏貼近真實內心世界
相對而言，他的15首弦樂四重奏，則因為沒被用作宣傳工具，創作上有更多自由，也是遠為貼近蕭氏真實的內心世界。交響曲與四重奏，兩種形式，分別表徵了蕭斯達高維契的表與裏，一者往外張弛、另一深思內省，將之並立，宛若其人生寫照。
他的15首弦樂四重奏，都是環繞身邊的人和事寫成。第1首是於愛子Maxim出生前創作，也是他因《馬克白夫人》而第一次受到批鬥後，避免寫作大型管弦音樂的「私人」作品。第2首題獻給認識20年的摯友、著名作曲家舍巴林（Vissarion Vakovlevich Shebalin），其中也反映了他對屠殺猶太人的哀思。第3首寫於二戰之後、史太林委任日丹諾夫（Andrei Zhdanov）整肅逼害文藝界之前，乃蕭斯達高維契視為代表作之一，樂曲內斂自省、精神昇華，是他題獻給「貝多芬四重奏樂團」（Beethoven Quartet）的作品。第4首寫於冷戰時期，正當他繼續受到批評謂作品與黨的路線不一致、未能為人民的團結帶來希望，反而充滿譏諷、着力描繪人生的醜陋等。但蕭氏深惡一直被逼譜寫「政治正確」的音樂，立意寫下這首明知在史太林有生之年沒可能發表的作品，內容仍是是環繞對「反猶太」的控訴、仍是充斥着諷刺與醜陋。
從第5首開始，蕭斯達高維契為弦樂四重奏注入了更為深邃的個人情感，首度用上往後作品一再出現DSCH的主題。第五首也是獻給貝多芬四重奏樂團，內容似置現實殘酷政治環境於不顧，而於反觀人生真義、內心藝術境界中馳騁。哀傷而寧靜的第6首，寫於母親和妻子雙雙離世之後，樂曲充滿不和諧的和弦，甚至引用了普羅哥菲耶夫（Sergei Prokofiev）的第二號弦樂四重奏的片段，組織成曲中的「死亡」主題。第7首仍繼續這方面的探求、繼續為死去的妻子哀痛，而樂曲就是題獻給這位第一任妻子。上來提到的第8首，寫於人生低潮，為個人生存與自我誠信之間，作出極其痛苦的選擇，幾陷自殺邊緣，可說是寫給自己的樂曲。第9首則是送給第三任妻子的作品。如是第7到第9三首，自成一系列，不但是為自己和伴侶而寫，還呈現了如貝多芬Op. 131那種樂章之間不作停歇、一奏到底的形式。
致送給作曲家魏因貝格（Mieczysław Weinberg）的第10首，是為導往最後五首四重奏的一道橋樑，樂章之間表現出較以往更戲劇性的境界差距。至於第11到最後第15首，乃作曲家自覺死之將至，藉通過這類型來探討死亡的意義的作品。期間，蕭斯達高維契經歷過兩次嚴重心臟病，其後發現的小兒麻痹症也令他活動能力日漸衰弱，最後的日子則確診肺癌。晚期的作品，都是環繞死亡的出題出發，作品氣象亦漸趨寂寥孤高。此外，他跟後來的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一樣，對無調性、十二音技法的發展不以為然，但於晚年的作品中，卻每每活用上這種早年摒棄的技法，用以表徵死亡和衰敗。這種傾向，應用於最後五首四重奏，尤為明顯。
第11首四重奏，題獻對象為剛離世的好友、組建貝多芬四重奏樂團的發起人思林斯基（Vasili Pyotrovich Shirinsky）。此首樂曲充滿苦澀的哀思和預示樂團解散的碎裂感。往後第12到第14首，獻給貝多芬四重奏樂團的其餘三位成員。幾首作品也一如貝多芬晚期的弦樂四重奏，愈益孤高艱澀、昇華內省，抑且返璞歸真，從對殘酷現實的多愁善感，轉往對愛、死亡、存在等永恆命題的探索，不為媚眾討好、不為政權服務，純為一己的人生體會。最後的第15首，是寫給自己的安魂曲。全曲沒多寫一句演奏上的指示，僅有音符。這首作品，融攝了他最後的省思，對人生的種種苦難、委曲求全的掙扎、大時代的瘋狂、道德上的責任和底線、精神領域的昇華等，都通過音樂作出總結。當被問及如何演奏這闋最後作品時，蕭斯達高維契回答說：「就把第一樂章演奏得令蒼蠅於半空猝死、令觀眾按捺不住那份呆悶而紛紛離開音樂廳吧！」這份最私人的情感、對生命最深切的體會，就以一章葬禮進行曲作為終結。
從蕭斯達高維契的人生，反觀今天的環境，令筆者不禁低吟嗟嘆。時代巨輪不斷轉動，世事變遷有如滄海桑田，但人性的表現卻似乎絲毫不變。還不到80年前的二戰時期，竟有特工冒險把蕭斯達高維契的第七交響曲總譜，以微型菲林幾經轉折偷運到美國，而交響曲首演之時，不少蘇聯人民和聯軍將領，都在收音機前被樂曲深深感動而鬥志高昂；往後的多首交響曲於蘇聯演出，據說都令在場觀眾紛紛潸然淚下。那是音樂仍能感動人心的年代，今天國際間有任何戰事，誰還會關注一首交響曲的首演？我們關心的，是具體的形象、實在的數字，已缺乏能受抽象音樂鼓舞的情懷。
至於不變的，是政治舞台上識時務的俊傑、那種忙不迭地對崛起政權阿諛奉承的諂媚嘴臉，面對有利條件時，即使背棄誠信和理念亦在所不惜，還會堆起各種堂而皇之的理由；另一端，則永遠有一些為理想、為抗暴、為正義、為公平而發出異見聲音的人士，卻往往一下子便被猛烈政治的漩渦吞噬，還背負着阻礙國家發展、空談理想而不理人民生計等罪名。但最悲哀的，還是蕭斯達高維契這類人物，一切所作都違背自己良心，但仰望參天的高牆時，卻又覺得不值得把自己和親人的生命，當作雞蛋般往擲、作出輕於鴻毛的犧牲。面對這種無可左右逢源的極端矛盾，蕭斯達高維契選擇放棄自己的名聲，當上蘇共政權的發言人，甚至多次獲國家頒發榮譽獎章、晉身最高蘇維埃。他攀得愈高，心理壓力亦愈大。如果《見證》真為蕭斯達高維契的私人回憶錄的話，我們可以從中窺見這位二十世紀其中一位最偉大的作曲家，臨終時深心所繫的，除藝術上的創作外，便是希望世人能諒解他的處境、看穿其作品隱含的反抗密語，而不以「擁護蘇維埃政權者」的眼光視之。嗚呼？！蕭斯達高維契的音樂中，我聽到的盡是遺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