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梁啟超到錢穆：兩代國學大師的治史規模

二十世紀中國學術界雙璧

二十世紀中國是一個急遽轉變的時代，源遠流長的學術文化傳統，在內外衝擊下分崩離折，學校教育和學術研究都以西方的學科分類為依歸。長期以來作為文化主體、具有獨特地位的儒家經學，游離於文學、史學、哲學之間，漸失其獨立性，甚至被摒除於教育體系之外，而以經學史研究的形式告終，便是明顯而令人神傷的一例。

史學是中國學問的大宗，歷來典籍眾多，其地位在古代僅次於經，並稱經史之學。二十世紀開始之際，梁啟超（1873─1929年）即發表〈中國史敘論〉（1901年）和〈新史學〉（1902年）兩篇專論（註1），呼籲「史界革命」，成為中國新史學的開山。此後他又致力於史學方法的探討，出版《中國歷史研究法》（1922年）和《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1926年），在批評封建舊史學種種弊端的同時，建立了新史學的理論體系。

梁啟超治學的範圍極廣，成就甚多，於史學用力至勤，貢獻也最大。他是較早運用新觀點、新方法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整理和研究的學者，打算編撰一部規模宏大而又具有真正意義的《中國文化史》，他自己只開了一個頭，但有志於此的後繼者卻與日俱增。以著《中國文化史》（1932年）而享有盛名的柳詒徵（1880─1956年），便曾對梁氏的構思大加推崇，認為「采其規畫，已歎觀止，濟以新識，運以眇筆，殺青之後，必無古人。」（註2）

在中國歷史舞台上，梁啟超是一個政治與學問兼顧的人。他早歲參與維新變法，鼓吹君主立憲，同時提倡西學和新思想，因而成為言論界的驕子。學術方面，強調學者「於中國經史大義，悉已通悉，根柢既植，然後以其餘日肆力於西籍。」（註3）梁氏晚年擔任清華研究院國學門（通稱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一生的學術研究和著述成就，在這時期達到巔峰，最後以國學大師名銜謝世。從介紹西學到倡導國學，是他在學術史路途上的軌跡。其著述已可預見中國學術復興之象於，他為世人指出一條西學與國學兼容的探討學問和光大文化之路，「用最新的科學方法，將舊學分科整治，擷其粹，存其真」，在國人是「新國學」，在世界則為「中華國學」。（註4）但梁啟超所描繪的學術藍圖，他本人未能及身看到，因為至少要50、60年之後，始逐漸展現於世人面前。中間還要經過一班學者的不懈努力，方可見其有成，在梁氏去世後嶄露頭角的錢穆（1895─1990年），便是當中的表表者。

錢穆著《國學概論》（1931年），基於梁啟超的新學術史觀念，依時代劃分段落，綜述中國各個學術時期特有的精神。這是錢穆學術與梁啟超接合之處，在著作時間以至內容體系都有着巧妙的傳承關係。梁啟超的中國學問以學術思想史為至精，其規模則以建基於文化史的國學研究最為宏備；錢穆的著作常為梁著的接續，完成了梁氏一生未竟之業，有時則對梁氏見解加以深化和系統化。舉例來說，錢穆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1937年）、《中國歷史研究法》（1961年）等，均與梁啟超的著作同名，主題相類的亦復不少，如關於先秦學術繫年、老莊、孔子、墨子、王守仁、清代學術以至中國文化史的研究等等。

眾所周知，梁啟超、錢穆二人的學術理念不盡相同。梁啟超旨在啟迪群眾的新民史觀，影響了好幾代知識人士；他所創辦的《新民叢報》，更是二十世紀中國啟蒙思潮的先驅。（註5）錢穆在有關學術史的理解中，隱含一種通史觀點，且確信中國學術中某些思想成分，已成為一種人文價值的信仰，在中國歷史發展過程中，具有極大的影響力。（註6）這種強調歷史精神的文化史觀，是錢穆學術的最大特色，雖多少來自梁氏文化史研究的啟發，但要錢氏花畢生精力闡發後始見其豐贍。

梁啟超是新史學的開山，錢穆是傳統史學的殿軍，二人均為二十世紀獨當一面的國學大師，成就前後相連、互相輝映。本文主要比較梁、錢二人的治史規模及其學術思想的異同，探討二十世紀國學研究的特色及其路向，作為新時代的參考，使現代意義的中華國學得以壯茁於世界學術之林。經過梁、錢等人100年來的辛勤鑽研，我們相信，在二十一世紀今天，中國文化在世界上確立其地位應該指日可待了。

梁啟超的學術史研究

梁啟超集古今中外多種學問於一身，是最能反映近代中國過渡時代文化特性的人物之一，其學術思想隨着時代發展和社會環境而不斷變化，然而不失「以史為本」的旨趣。他曾強調國學之中「最浩博、最繁難而且最有趣的，便是歷史。」（註7）梁氏逝世後，其友林志鈞為他整理文稿，編成《飲冰室合集》，清楚指出：

知任公（梁啟超）者，則知其為學雖數變，而固有其堅密自守者在，即百變不離於史是觀已。其髫年即喜讀《史記》、《漢書》，居江戶（東京）草《中國通史》，又欲草世界史及政治史、文化史等，所為文如〈中國史敘論〉、〈新史學〉及傳記學案，乃至傳奇小說，皆涵史性。其《歷史研究法》則其治史之方法論，而《政治思想史》、《美文及其歷史》、《近三百年學術史》、《佛教史》諸篇，皆為文化史之初稿。（註8）

繼〈中國史敘論〉和〈新史學〉之後，梁啟超撰《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對3,000年來的中國思想作了全面評價。（註9）這些論著奠定了梁氏的治學規模，亦可視為其後整理國故運動的濫觴。胡適（1891─1962年）自承梁啟超的著作給他開闢了一個新世界，使他知道四書、五經之外，中國還有學術思想；但梁氏的文章闕了幾個部份，胡適忽發野心，而有補作之意，這就是其後他著《中國哲學史》的由來。（註10）

梁啟超逝世後，其友林志鈞為他整理文稿，編成《飲冰室合集》。（Wikipedia Commons）

鄭振鐸（1898─1958年）認為梁啟超的成就之一，是運用全新的見解與方法，以整理中國的舊思想與學說。此外，是對於歷史著作的努力，寫出許多史書、史傳，「使今世之人，鑑之裁之」，而且都是「火辣辣的文字，有光有熱，有聲有色的。決不是什麼平鋪直敘的尋常史傳而已。」（註11）

《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是開創性的第一部中國學術史，將數千年來的學術思想界分為：「一、胚胎時代，春秋以前是也；二、全盛時代，春秋末及戰國是也；三、儒學統一時代，兩漢是也；四、老學時代，魏、晉是也；五、佛學時代，南北朝、唐是也；六、儒佛混合時代，宋、元、明是也；七、衰落時代，近250年是也；八、復興時代，今日是也。」（註12）其後梁氏雖欲撰寫一部《中國學術史》，作深一層的探討，惜僅完成《清代學術概論》，由商務印書館於1921年出版；另有《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由民志書店於1924年出版。兩書互相配合，是研究清代學術史必須參考的著作。

論者指出，梁啟超在這一學術領域的貢獻，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開創學術史的宏觀研究的新體制；第二，對清代學術的基本特徵和歷史地位作了比較中肯的分析和評估；第三，對清代近300年學術思潮的形成、轉向和衰落的根源作了獨到的分析；第四，打破學派門戶之見，對近300年學術史上的各派學術思潮和人物，分別予以客觀全面的評說；第五，對西方近代學術文化和中國正在進行的新文化運動的性質及兩者之間的聯繫，有相當明確的省思，梁啟超對清學的總結，揭示了中國傳統學術文化向現代轉化的內在必然性。（註13）甚至進一步認為，後來蔣維喬（1873─1958年）的《中國近三百年哲學史》（1932年）和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雖然在一些細節方面有所補正、修訂，但就總體而言，並沒有超出梁啟超所已達到的水準。」（註14）

梁啟超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是他在清華、南開等大學任教的講義，共16講。前四講以〈反動與先驅〉、〈清代學術變遷與政治的影響〉為題，綜論明末清初至民國初年學術思潮變遷及其原因，並附〈明清之際耶穌會士在中國者及其著述表〉；第5至12講包括〈陽明學派之餘波及其修正〉、〈清代經學之建設〉、〈兩畸儒〉、〈清初史學之建設〉、〈程朱學派及其依附者〉、〈實踐實用主義〉、〈科學之曙光〉、〈清初學海波瀾餘錄〉，主要按學派、學科或行跡相類分述具有代表性的學術人物；第13至16講題為〈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介紹清代學者（以乾嘉學派為主）在各學術研究領域所取得的成果。此書的材料組織大抵仿照清初黃宗羲（1610─1695年）的《明儒學案》，而在體例上作了新的創造，首先總述清代學術發展的整體線索，為各派學術的產生和興衰提供了社會文化思潮起伏的動態背景；又總結了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並對一些學科的建設和發展提出自己的設想。例如在經學方面，梁啟超認為清人的研究固然可觀，但病在繁冗，將來整理經學，還要重新闢一條路，用簡明方法解釋經書的文句，以有趣味、有組織的方法闡明其義理。在史學方面，他強調要改變清人尊古和詳古略今的態度，重視當代史的記載和研究；對於古代經濟、法制、少數民族、文化、宗教等原本較為薄弱的研究領域，亦應加強。（註15）

必須指出，梁啟超上述幾種著作都有其缺點。《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只寫了〈總論〉、〈胚胎時代〉、〈全盛時代〉、〈儒學統一時代〉、〈老學時代〉和〈佛學時代〉六章，後來又補寫了第八章〈近世之學術〉，而缺第七章，即沒有交代宋、元、明儒學混合時代。《清代學術概論》對清代學術發展和演變過程作重點考察，持論比較公允和有系統，但此書原是梁啟超為蔣方震（1882─1938年）著《歐洲文藝復興史》所作的序，僅有5、6萬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在編次上，也存在一些疏略之處，例如書中幾次提到章學誠（1738─1801年）都說「下文別有一篇評論他」，實則並無關於章學誠的專篇。但這些闕失無損梁氏作為先驅者的地位，反之有助於激勵後繼者，立志撰寫更詳盡、更深入的著作，在同一學術領域中加以發揮。

註1：梁啟超〈中國史敘論〉初刊於《清議報》第90及91冊（1901年9月）；〈新史學〉在《新民叢報》第1至20號（1902年2至11月）連載。

註2：柳詒徵〈中國史學之雙軌〉，見柳曾符、柳定生選編《柳詒徵史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頁93。

註3：梁啟超〈湖南時務學堂學約〉，見林志鈞編《飲冰室合集‧文集》（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第2卷，頁23。

註4：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見《飲冰室合集‧專集》第6卷，頁71。

註5：周佳榮〈從思想史看《新民叢報》〉，氏著《新民與復興──近代中國思想論》（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9年），頁168─174。

註6：戴景賢〈錢穆〉，《中國歷代思想家》第24卷（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9年更新版），頁236─237。

註7：梁啟超〈治國學的兩條大路〉，《飲冰室合集‧文集》第39卷，頁110。

註8：林志鈞〈序〉，見《飲冰室合集‧文集》第1卷，頁1。

註9：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載《新民叢報》第3至58號（1902年3月至1904年12月）。

註10：胡適《四十自述》（台北：遠東圖書公司，1980年重印本），頁57─61。

註11：鄭振鐸〈梁任公先生傳〉，見《飲冰室文集》（香港：天行出版社據1936年版《梁任公全集》重印），卷首，頁5─8。

註12：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見《飲冰室合集‧文集》第7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