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捷克裔法籍作家昆德拉今年7月11日逝世,享年94歲,舉世哀悼,法國《世界報》譽之謂「一位永不疲倦爭取小說創作權利的自由鬥士」。他的名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更是香港知識界熱門捧讀的書籍。另一本同樣熱門的書,是捷克作家哈維爾《無權者之權力》。老實說,我不曾讀過昆德拉的小說,不過二手的介紹資料卻讀過不少;哈維爾的著述則看了一些。過去幾年香港政治形勢巨變,似乎令港人感到哈維爾的著作更具時代相關性。
二戰後,英美法蘇瓜分歐洲,如當時英國首相邱吉爾所言,東歐緩緩垂下了鐵幕──位於東德境內的柏林被一分為二,由英美法蘇四國共管,是冷戰時代最具標誌性的象徵。然而,由一戰後奧匈帝國崩潰而形成的東歐國家及在19世紀末統一後的德國,工業化較早,人民教育水準及公民意識較高,因此二戰後蘇聯史達林式極權方式的統治,以及該國較為落後的經濟,無異於以小學生水平管理大學生行為。要不引起東歐國家反抗,難矣哉。
冷戰時代東歐地下異議運動
1953年史達林死,繼位的赫魯曉夫推行較自由化的政策,隨即引起1956年匈牙利革命;到1968年捷克共產黨嘗試改革蘇式社會主義,推行「人性化社會主義」,蘇聯坦克車駛進布拉格拘捕捷共領導層,催生了東歐的地下「異議運動」(dissident movement)。昆德拉是以文學形式,描述當時共產主義下生活的荒謬可笑之存在形態;哈維爾則由作家變成人權活動家。1977年後者推動知識界簽署「人權憲章」(Charter 77),引起國際社會關注,隨後他多次被捕。1980年波蘭則出現由華里沙(Lech Walesa)領導的「團結工會」。
捷克民主化革命後,哈維爾被選為總統;捷克與斯洛伐克分裂後,他再次當選,逝世於2011年。昆德拉早於1970年代流亡法國,被捷共褫奪國籍後加入法國籍。捷克民主化後,作為政治活動家的哈維爾可以從政,昆德拉文學作品所描寫的荒謬生活狀態,已不再存在。
換言之,極權統治下的現實已經消失,昆德拉的作品內容已變得無的放矢,對捷克人已無相關性,不少年輕一代更未聽過已流亡國外多年的作家名字;加上年紀較大的一代認為他不留在祖國奮鬥爭取民主,卻居於物質及文化環境優越的法國寫作,道德上有所虧欠。據說他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在捷克只能售出1萬冊,也就不出奇了。
以原始馬克思主義批判現實
其實,在東歐共產主義下的著名異議知識分子,除哈維爾及昆德拉較為香港知識界熟悉外,另一位異見分子在西歐同樣出名,但大多港人卻不熟悉。他是東德人巴羅(Rudolf Bahro),其名著《東歐的另一個選擇》(The Alternative In Eastern Europe, 1978年)在上世紀70、80年代影響西歐左翼知識分子甚深。他真正崇尚原始馬克思的「消減分工」及「消減階級」政治理念。他呼籲東歐的「現存社會主義」發動一場「新革命」,消除階級社會中的「異化」(alienation)現象。
巴羅認為自己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在東歐異議運動中,昆德拉及哈維爾屬自由派,巴羅則是社會主義派(肯定原始馬克思主義,否定蘇式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派試圖發掘原始馬克思思想中的民主因素,以改變現實中歪變了的社會主義政經制度。其中的「異化」概念,為這一派人發掘出來應用批判現實的重要概念。
無獨有偶,中國在鄧小平實施改革開放後的1980年代初,知識界名人如王若水及周揚等,提出要討論馬克思早年哲學手稿中的「異化」觀念。王若水認為,中國毛式共產主義有3種異化現象:政治異化,表現在行政權力的壟斷腐化;經濟異化,表現在貪污舞弊上;文化異化,表現在個人崇拜上;而消除異化實為社會主義發展之必要。
正在知識界熱烈討論之際,1983年鄧小平發起「清除精神染污」運動,王若水及周揚遭批判,前者被解除《人民日報》副總編職位;周揚則認錯,撤銷其觀點。
其實,馬克思本身早晚期都有討論「異化」觀念。其早期觀點是指一種存在的意識或精神,他明顯受到黑格爾哲學影響。當一種精神或意識自我發展成為反面,便構成異化;由正變反,也是異化;反再變為更高層次的正,是謂合。但晚期馬克思的異化,是純經濟性質、唯物的,是指工人階級自己勞力所生產的商品,自己不能擁有,卻被資本家掠奪,謀取「剩餘價值」──利潤。
王若水等人的「異化觀」籠罩經濟、政治及文化層面,有過分伸展解讀之嫌,明顯地利用此概念批判現狀。反之,巴羅等知識分子對「異化」的認識較正確。他們認為有「異化」現象的存在,表示階級社會仍然存在,因此共產主義革命仍是必要的,這是從更左的觀點批判東歐社會主義。不過巴羅等人的論述在1991年蘇聯崩潰及東西德統一後全部瓦解,這一派異議分子也煙消雲散了。
冷戰時代不但在東歐有異議運動興起及傳承,其實在蘇聯本身,史達林死後,特別是赫魯曉夫1956年清算史達林的恐怖政治後,在1980年代中戈爾巴喬夫實行結構改革之前,蘇聯也出現了3派異議分子:以科學家沙哈諾夫(Andrei Sakharov)為首的自由派;麥維德夫(Roy Medvedev)為首的社會主義派;及索忍尼辛(Aleksandr Solzhenitsyn)為首、崇尚沙皇文化的傳統派。
「蘇聯氫彈之父」沙哈諾夫備受西方社會尊重;索忍尼辛聲名更高,他的名著、3巨冊《古拉格群島》全面揭露史達林時代集中營內的慘絕人寰情況,史達林的暴君面貌徹底浮現。他在1970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來被蘇共放逐去美國,直至蘇聯崩潰後才回俄國居住。
流亡者的悲劇性
索忍尼辛居美期間,大肆批判美國的科學主義及其社會的商業拜金世俗文化,他更嚮往東正教義及沙皇文化傳統融為一體的正統思想。這股思想成為俄羅斯總統普京擴展國土、奠立俄國霸業的文化思想資源。
俄國現階段的政治及文化發展,正契合了索忍尼辛的價值觀,令後者的思想得以延續。但昆德拉的流亡,卻顯示流亡者的悲劇性──獲得了自由,卻失去了故土;隨着故國的發展,他們在故土變成陌生人;然而在居住國,也只是邊緣人。昆德拉有名言:「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也許他最恐懼的,是他抗爭權力的歷史已經被人遺忘。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