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施政》分析林鄭治港三招

林鄭在《施政報告》結語中說香港是個富公義、有法治的家時,她可否知道,不少港人認為這些優良質素近年不斷腿色,令他們感到沒有希望和不快樂?

林鄭月娥出任特首後的首份《施政報告》受到市民普遍歡迎。根據港大民研計劃的民意調查,市民對這份報告的評分為62.4分,比上任特首梁振英最後一份《施政報告》高10分,更是回歸後21份《施政報告》中的第三高;林鄭月娥的支持率淨值亦因而大幅上升至23個百分比,那是她上任特首後的新高。40%受訪者表示,《施政報告》發表後對香港前途的信心增加,比表示信心減少的19%多一倍。

不過,與近年有關政府滿意度的民調結果一樣,年紀愈輕的受訪者對政府的觀感愈差。細分上述《施政報告》的民調結果,18至29歲組別對林鄭的評分是54.6分,比整體評分低10分;而滿意率僅為17%,比整體滿意率的47%低許多。儘管如此,比起梁振英,林鄭在一般年輕人眼中尚算及格,其支持率淨值是3個百分比(50歲或以上組別的支持率淨值是32個百分比)。

坊間對林鄭首份《施政報告》的評論,主要集中在其「無微不至」的惠民措施上,而這正是報告廣受歡迎的主要原因。我想從較宏觀的角度分析報告包含的施政方針和管治策略,並以通俗的言詞,歸納為林鄭治港「三招」:一、籠絡公務員、增強「維穩」力量;二、利用盈餘、廣施恩惠;三、重經濟民生、輕民主自由。下面逐一分析:

一、籠絡公務員,增強「維穩」力量

《施政報告》最破格的建議是,定下一個全世界政府都沒有的目標:把公務員編制增加「不少於3%」,並以此為榮(「是回歸以來最高的按年增幅」)。現時香港公務員編制數目為18萬。相比內地大城市及其他國際大都會,香港公務員的編制數目與人口比例應該是最高的。過去10年,公務員編制每年的平均增幅為1至1.5%,相對香港其他提供多元服務的大機構,這個增幅不算偏低。

林鄭沒有解釋為何公務員編制的整體數目突然需要大幅調高兩至三倍。諷刺的是,她同時建議撥款5億元,協助各部門善用創新科技,提升效率!

良好管治是香港獨特優勢之一,而這當然包括一支高效率、專業、中立的公務員隊伍。嚴格審核公務員編制,避免官僚體制陷入不斷膨脹的帕金森定律(Parkinson’s Law),是回歸前後的香港政府多年來奉行的原則。例如,每個部門提出增加人手的要求,必須經層層審議後才獲批准,不是政府有錢便成。

此外,政府定期要求各部門檢視其運作模式和工作流程,以期減省資源,提升效率(曾俊華離職財政司司長前便這樣做,卻被當時競選特首的林鄭月娥批評)。2003年,政府推行公務員改革,其中包括把公務員編制於5年間約由20萬個職位大幅減少至16萬個。此舉當時引起部分公務員不滿,但事實是,政府向市民提供的服務沒有受到影響(可參考期間市民對政府滿意度的民意調查)。

毋庸置疑,政府未來某些職位須因應服務需求而增加人手,例如醫生、護士、出入境及海關人員等。但政府每個部門或職系的情況都不同,有些甚至有節省人才的空間。林鄭在延長公務員退休年齡之上,再提出一個讓全體公務員都開心的「加人」目標,難免令人有籠絡人心的聯想。

雖然大量增加職位(自然提供多些晉升機會)並不符合林鄭強調的審慎理財、善用資源的原則,但從「維穩」角度看,這樣做卻會提升公務員的士氣和忠誠度,亦比建議成立公務員學院以期加強公務員培訓及對國家的認同實惠得多。況且,公務員一向投票率高,是各政黨爭取的選民。一般來說,政府建議增加公務員數目,在立法會不會遇到太大阻力。

必須澄清,我完全支持按實際需要而增加某些部門或職系的人手,但我對整體公務員編制增加「不少於3%」的目標感到不安。從整體公眾利益角度看,政府體制膨脹肯定是害處多過好處。我希望立法會議員能夠撇除政治考慮,不接納公務員編制可增加「不少於3%」的硬指標,並負起監察政府善用資源的責任,仔細審議政府稍後提交的每一項建議。

二、利用政府盈餘,廣施恩惠

林鄭月娥於競選特首時,已明確表示會利用政府多年積聚的盈餘,大解慳囊。根據某份親建制報章的計算,她首份《施政報告》涉及的額外開支為700多億元。

這個派錢買人心的手段並不新,是10年前由曾蔭權開始的。林鄭青出於藍之處是她的派錢方式包羅萬有,有些項目推新出新,例如擴大在職家庭津貼、推出交通費用補貼計劃等。

習慣了政府每年派錢的市民,自然對林鄭一上台便大灑金錢感到滿意,這對她的民意也有正面影響。其實,政府取諸於民、用諸於民,無論林鄭或之前的曾蔭權,以至梁振英,在政府有盈餘時,適量回饋市民,完全合理合情。

政府需要考慮的是,除派錢外,如何善用盈餘為市民作較長遠和持久的籌謀。在這方面,林鄭建議於5年內把本地研發開支由目前佔本地生產總值0.73%倍增至1.5%是個值得肯定的例子,但在其他方面,例如退休保障、醫療服務,我們尚未看到長遠的解決方案。

三、重經濟民生、輕民主自由

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提出的願景是讓港人抱有希望,感到幸福。不少人對此會理解為不要奢望有民主和自由不會減少的「希望」和「幸福」;巧合的是,我在全篇《施政報告》中找不到「民主」,而結語的願景都沒有提「自由」。「與青年同行」的段落好像假設青年一代須接受政制不會進步的現實,最多是向政府自薦成為指定委員會的成員。

重經濟民生、輕民主自由這個管治策略,相信是參考新加坡的成功模式(但新加坡有一人一票的普選,本身是獨立國家,而政府對富商巨賈則不假顏色)。

假如今屆政府能夠成功解決林鄭口中的青年「三業」(學業、事業、置業)問題,這個招式或有機會令泛民潰不成軍,社會變得像新加坡般和諧。但這是個很大的假設,就以置業而言,不觸動盤根錯節的既得利益,政府便只能在今次《施政報告》中提出個「夾屋」與「港人港地」混合的「首置」計劃。

我不懷疑林鄭搞好經濟和改善民生的決心和努力,但當她在《施政報告》結語中說香港是個富公義、有法治的家時,她可否知道,不少港人認為這些優良質素近年不斷腿色,令他們感到沒有希望和不快樂?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發表。

王永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