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謇在辦紗廠和墾牧漸有成效之後，即從事教育事業的建設。他認為教育先在小學，而辦小學得先有良好的師資，〈師範學校開校演說〉強調：「欲雪其恥而不講求學問則無資，欲求學問而不求其普及國民之教育則無興，欲教育普及國民而不求師則無導，故立學校須從小學始，尤須從師範始。」張謇曾上書議請設立師範，為官府所阻難，不能貫徹其主張，遂決定自辦，把紗廠五年來沒有動用的公費，連本息共2萬元，選擇了通州南門外的千佛寺做校址，於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創辦通州師範學校，聘請王國維等十餘人任教，次年春開課，是為中國第一所師範學堂。他當時寫過一副對聯，道出辦師範的宗旨：「求於五州合智育體育，願為諸子得經師人師。」又以「女子教育之不可無師，與國民教育之尤須有母」，另設立南通女子師範學校，成為提倡女子教育的先聲。
張謇教導學生的方法，不但着重學問的灌輸、人格的修養，而且重視實際的訓練。師範內不僅分科講習，後來還附設了社會應用科學的測繪科、工科、農科及蠶桑科，又附設小學作為實習之用。這些教育方法都能夠配合現代化社會的需要與應用，因此畢業學生多能有良好表現，而他省亦有派學生前往就學，在當時實已做到全國的模範。
他又鑑於社會上的實際需要，乃先設立各種專門高等學校，不但對南通實業有巨大的幫助，學生到其他地方亦多有所貢獻。1924年張謇在〈致美國政府請求以退還庚子賠款酌撥補助南通文化教育事業基金意見書〉中，有一段文字概括了他在教育方面的建設：
吾通因世界之趨勢，知文化必先教育，教育必先實業。於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因南通棉產著名，首先創設大生紡紗廠；二十八年〔1902年〕創立師範學校，以為普及教育之基礎。紡紗須棉，須增產棉地，乃創設通海墾牧公司；有棉產地，須講求改良棉種及種法，又創設農業學，此校亦在省立農校之前；紡紗須紡織專門人才，又設立紡織學校，此校為全國所僅有；又設商業學校，南通實業逐年發達。各省旅學於南通各校者，亦逐年加多；乃注重衛生，設立醫校及醫院；更進而有圖書館，有博物苑，有氣象台，此南通已成之文化事業也。
「實業與教育迭相為用」的具體情況，於此可以得到充分的說明。1920年，張謇更將各專門學校合併為南通大學，提高其程度，充實其內容。此外，又創辦殘廢院盲啞學校、女工傳習所等特殊學校，使地方大部分人普遍都能有接受教育的機會，實際上已超越一般教育的範疇，而達到社會服務、慈善事業的境地了。
從以上的事實，我們不能不佩服張謇的毅力和氣魄。他眼光遠大，能夠看出中國當時和今後社會所切實需要的改革，做事又有一套系統的計劃和步驟，藉此排除時人一些抱殘守缺的迂腐思想。他的成功在於不斷接受新的知識，對外國人亦有較正確的觀念，他認為應該打破國家界限，一些適當的人選，無論是美國人、德國人或者日本人，他都聘用。
有人批評張謇是南通的「土皇帝」，並非完全沒有事實根據，然而他並沒有「關起門來」做其「土皇帝」，相反地還能夠盡量採用合乎社會的新事物。他關心學生的前途，經常為減輕學生的負擔而盤算學校的費用；他亦同樣關懷鄉人的生計，在很多鄉人的心目中，他絕對不是什麼「土豪惡紳」，反而感激他為地方出力的熱誠。正如劉厚生所說：「凡自己措理之行為，如有錯誤，經人說明，他可隨時改正，絕不護短。往往受人欺騙，事過亦淡然忘之。所以在當時通州、海門兩縣的人們，對張謇印象還好。」（註1）
張謇的歷史地位和評價
張謇的成功，既在於他能洞悉時勢，接受西學和新事物，同時也在於他能保持傳統的優良理想。當然，有時他不能擺脫一些守舊思想的影響，在辦教育的時候，家長式的心態明顯地流露了出來。例如1919年五四運動發生時，張謇於〈告全國學生〉一文中反對學生罷課，指為「誤學」，認為學生不應干涉政府的措施：「學生須知以正軌言，政府猶父兄；學生，猶子弟也。國而幸，父兄之教先，子弟之率謹，國必昌；不幸而父兄有過當之舉，子弟補救，亦當有小雅怨悱而不怒之心，國庶安。非是則危。」是非得失，仍待歷史評說。
張謇以南通為試點建設的文化社區，成績是有目共睹的。梁啟超（1873─1929年）說：「南通是我們全國公認第一個先進城市，南通教育會和各團體是我們教育界中的先進者，他們價值之高，影響之大，國人共知。」章開沅總結張謇在地方建設方面的貢獻，強調「在中國近代史上，很難發現另外一個人在另外一個縣辦成這麼多事業，產生這麼深遠的影響，而至今在這個地區仍然到處可以感受到他的存在。」也正由於他辦的事情太多，以致未能全部見其有成，甚至拖累了整體成效，所以胡適（1891─1962年）稱張謇為「一個很偉大的失敗的英雄」，他說：
張季直先生獨力開闢了無數新路，做了三十年的開路先鋒，養活了幾百萬人，造福於一方，而影響及於全國。終於因為他開闢的路子太多，擔負的事業過於偉大，他不能不抱着許多未完成的志願而死。這樣的一個人，是值得一部以至於許多部詳細傳記的。
張謇自己有一段習慣話語，足以作為他一生事業的寫照：
天之生人也，與草木無異，若遺留一二有用事業，與草木同生，即不與草木同腐。故踴躍從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鄙人之辦事，亦本此意。
翁同龢（1830─1904年）與張謇師生之間，相知之深鮮有他人能及，足以流傳後世，成為千古佳話。翁同龢為大生紗廠書寫對聯云：「樞機之發動乎天地，衣被所及遍我東南。」蔡元培在總結張謇事功和學術方面的成就時，其識見尤在眾人之上，他所寫的輓聯，突出了「興教」和「文學」：
為地方興教養諸業，繼起有人，豈惟孝子慈孫，尤屬望南通後進；
以文學鳴光宣兩朝，日記若在，用裨徵文考獻，當不讓常熟遺篇。
張孝若在憶述父親的言行時說：「他認定一個人要忠愛國家，先要愛地方。如果希望把國家弄好，要得先把地方弄好。」張謇專注於地方自治之際，並沒有忘記整個國家，他不斷向各處鼓吹教育，例如設通五屬學務處，議請政府設立工科大學等，可惜他的言論在當時未受重視，得不到預期的成效。國家仍未有足夠的條件去實行他的理想，張謇的事業也就只有見於南通了，故此，王毓祥的輓聯說：「謳思淮海三千里，關係東南第一人。」（註2）
總括來說，從張謇很多時運用私財替公家做事可以確定，他並不醉心於一己的財富，亦非以名利為目的，這與一般實業家的心態是不同的，他甚至以「實業救國」作為一種手段，以期提升辦事效率，而真正的宗旨則在「教育救國」。在清末和民國時期，中國受到列強的軍事、經濟侵擾，知識人士救亡心切，且社會環境亦未具備發展有長遠規劃的文化教育意念，所以張謇身後遺下一大堆的理想，是他個人以至國家、社會的不幸。但這並不說明，張謇建設現代化文明社區的藍圖及其試驗沒有遠見，時代愈來愈證明，他啟動的很多事業正是二十一世紀今日和今後所需要加緊建設的。配合這些事業的條件既已具備，宏大的理念是可以付諸行動的。
註1，劉厚生著《張謇傳記》，頁284─285。
註2，張緒武著《我的祖父張謇》，頁221─228。
張謇建設現代文化社區的藍圖及其試驗二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