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實業救國到教育救國
清末民初是中國2000年來未有的一次巨變，從帝制到共和，從傳統到現代，從保守到革新，多少人和事在時代洪流中迷失，也有若干人和事可以過渡到新的歷史時期。作為舊社會的知識精英──通過科舉考試梯階而達於頂峰的進士們，又有哪幾個可以從翰林院走出來，走入近代社會，走向現代文明？世人熟知的實在寥寥無幾，包括從翰林而成為教育家的蔡元培（1868─1940年），從翰林而成為出版家的張元濟（1867─1959年），還有高中狀元的張謇（1853─1926年），則從翰林而成為實業家。他們三人都是這個大變動時代的表表者，以過人的毅力在不同的領域中創一番新事業。
蔡元培呼籲「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主張「讀書救國論」，是堅決以教育事業貫徹其一生的典範。張元濟聲言「昌明教育平生願，故向書林努力來」，孜孜不倦地從事出版活動數十年，以文化事業配合教育發展。張謇則提出「實業與教育迭相為用」的見解，在創設多項近代工商企業的同時，興辦了各種新式文教機構。他不但以家鄉江蘇南通作為試驗場，並且逐漸擴展到國內其他地方。文化設施方面，主要有博物館、圖書館和劇場等，在當時的中國社會，起了開風氣的帶頭作用；教育機構方面，包括師範學校、專門學校、中學、小學和幼稚園等，從基礎教育、職業教育以至特殊教育如盲啞學校等，一應俱備。
張謇研究的重要奠基者劉厚生強調：「張謇度量寬宏，性情豪爽。每年收入之數，大半用之於不能生產之公共事業，……除交通事業外，還有地方公共及慈善之事業，捐款不足數時，年終結帳，欠人之款，不能清債，張謇即在上海登報賣字還債，於是對聯、條幅、扇面、斗方，蜂擁而來，需以兩個月之時間，方能清了。」（註1）史學家章開沅亦指出：「從大處著眼，從實事着手，這就是張謇永遠值得世人學習的優長之處。」（註2）所謂大處，就是國計民生；所謂實事，就是為了國計民生而辦的有用之事。學界曾就張謇研究列出了一些重大原則，其中主要的一項是：
注意思想文化史與社會經濟史的對流，即以人為本剖析張謇時，關注其背後的社會、經濟背景；以產業結構為核心進行考察時，則關注其潛在的人文精神和人文關懷。單獨重視某一方面，無疑都是割裂了歷史的本身。（註3）
朝着這樣的研究方向，可以更深刻地認識張謇作為一個文化人，為何一生不懈地致力於工商企業的拓展；作為一個實業家，又為何終身以創設文化、教育和公共事業為頶的。
世人均視張謇為實業家，但劉厚生並不同意，指出張謇在中國甲午戰敗後以「實業救國」為號召，得到社會一般人之響應，不料自己經營之事業，眼見其失敗。然而他富於為社會服務的熱情，最明顯的，即是奔走導淮20餘年，勞而無功之事實。「張謇一生似乎是一個結束二千年封建舊思想，最最殿後，而值得注意的一個大人物。同時亦是走向新社會，熱心為社會服務的一個先驅者。」（註4）
扼要地說，張謇的言論主張充分體現於他所創建的教育體系和文化事業之中，他在政治、經濟等方面的活動，也反映了從實業救國進而達致教育救國的中心課題。本文旨在透過種種相關的論述，說明張謇着手建設一個現代中國文化社會的經過，分析「實業與教育迭相為用」的成敗得失，藉此描述他理想中的文化社區以至現代國家藍圖。憑一人的意志和努力，竟能達到如此巨大的成就和貢獻，在張謇生前雖曾引來不少批評，在他去世後80多年卻日益顯露其光芒。際此二十一世紀中國和平崛起當前，張謇構思的這幅圖景，肯定是有借鑑意義的，可供今日的社區建設作為參考方案。
張謇生平和他的主要事業
張謇，字季直，號嗇庵。1868年（同治七年）16歲時中秀才，1885年（光緒十一年）中舉人；1894年（光緒二十年）中狀元，授翰林院修撰。科第出身，本應於官場上有一番作為，但張謇在翰林院實際只一年多，此後亦不熱衷做官。關鍵所在，就是他看到當時政治腐敗，革新無望，轉而開闢新路。
經歷了太平天國動盪和英法聯軍之役後，清廷實行「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洋務運動，造船製械練兵裕餉都模仿西法，一時新興事業蔚成風尚。但遭甲午戰爭的挫敗，洋務運動以無補於國家富強而宣告結束。張謇目睹時艱，認為挽救國家危難的方法首先在振興工商業，恰巧南通大量出產棉花，於是下定決心在自己的家鄉從事建設。1896年（光緒二十二年）開始籌辦大生紗廠，至1899年建成。其後陸續創立大生第二、第三、第八紗廠和廣生榨油公司、復興麵粉公司、資生鐵冶公司、大達輪船公司，通海墾牧及大有晉、大豫、大賚、大豐、華成諸鹽墾公司，並創設淮海實業銀行，以為種種事業發展之助，形成了以張謇為首的大生資本集團，鼎盛時期的總資本約為3000、4000萬元。
張謇以經營實業所獲盈餘的一部分和勸募所得，先後創辦了多種學校。又極注意地方自治，致力於測繪輿圖，改建監獄、營房及縣署，設保坍會，開闢天生港作為起卸貨物的不通商口岸，新建育嬰堂，晚年甚至賣字替育嬰堂籌款。在他心目中，希望國家富強就必須做到普及教育和地方自治，但一定要先興辦實業，作為這些項目的基礎。換言之，實業、教育和自治三者就是國家之本。
張謇因創辦實業和教育成效卓著而名噪東南，清末江蘇學務處成立，他被推為議長，並任中央教育會會長，清廷曾給以三品銜，聘為商部頭等顧問官。在清末立憲運動中亦居於重要地位，起過頗大作用。1906年（光緒三十二年）與江、浙、閩立憲人士組織預備立憲公會，任副會長；1908年（宣統元年）江蘇諮議局成立，任議長，發動各省諮議局代表進京聯合請願，要求召開國會。1911年（宣統三年）清政府成立皇族內閣，使張謇大失所望。
辛亥革命後，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張謇被任為實業總長，未就職。其後支持袁世凱（1859─1916年）出任民國臨時大總統。1913年，張謇出任北洋政府農林、工商總長兼全國水利局總裁；次年農林、工商兩部合併為農商部，仍任總長。1915年因不滿袁世凱公然恢復帝制，辭職南歸。返鄉後繼續從事實業、教育和地方自治事業，各方面均獲可觀進展。但因北洋軍閥連年混戰，外商又對華傾銷，加以沿海鹽墾遭災，花貴紗賤，使張謇所經營的大生資本集團各企業負債累累，陷於十分困難的境地。張謇曾一再呼籲取消不平等條約，要求國際稅法平等，停止內戰，實現國內和平，但都無法實現。至1923年，被逼將大生一廠向銀行押款還債；1925年，大生各廠及欠大生款項的各公司，被債權人上海、金城等銀行接管，翌年張謇病逝。
張謇的兒子張怡祖（孝若）把他父親一生的行事著成《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又將父親的遺著輯成《張季子九錄》。張謇撰有《柳西草堂日記》和《嗇翁自訂年譜》，成為研究者的重要參考材料。
總的來說，張謇一生幾乎參與了近代中國所有重大的歷史事件，包括戊戌變法、東南互保、君主立憲、民主共和、清帝遜位及民初政局等，並且在一定程度上對事件的發展產生了作用，因此論者認為，張謇是觀察中國近代社會經濟發展及經濟思想變革的基點，他也是透視中國近代社會變遷、政治變遷、文化變遷及社會精英政治立場與思想觀念變遷的觀測點，「張謇由農家少年到士人再到新興資產階級群體一員的轉變過程本身，便是社會變遷的反映。」（註5）
劉厚生認為張謇不是一個政治家，也不是一個文學家，甚至不是一個實業家，但不能不承認「他確有服務社會之志願與誠意」。而劉厚生並沒有質疑張謇作為教育家、慈善家的身份，作為一個公眾人物和地方領袖，「張謇胸無城府，待人接物，開誠布公，絕無成見。」（註6）在近代中國史上，絕對是一個值得推崇的人物。
註1，劉厚生著《張謇傳記》（上海：龍門聯合書局，1958年初版；香港：龍門書店，1965年影印本），頁284。
註2，張緒武著《我的祖父張謇》（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8年），章開沅〈序〉，頁3。
註3，章開沅、田彤著《張謇與近代社會》（武昌：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導論〉，頁6。
註4，劉厚生著《張謇傳記》，頁283─286。
註5，章開沅、田彤著《張謇與近代社會》，頁4─5。
註6，劉厚生著《張謇傳記》，頁282─286。
張謇建設現代文化社區的藍圖及其試驗二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