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社會變革，都從觀念的轉變開始。觀念是思想市場的產物。從某種意義上講，思想市場從古到今一直存在。但是在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國家，思想市場的競爭程度或者自由程度有很大的不同。有時候更寬鬆，有時候受限制更多。不同的國家情況也不一樣，有些國家的思想市場競爭性比較強，有些國家比較弱。
在中國歷史上，思想市場競爭性最強的時期是春秋戰國。那時候思想比較自由，百家爭鳴，出現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主要流派，最後形成了現在所謂的中華文化。在秦滅六國後，秦始皇覺得儒生老愛發表意見，會威脅到他統治的合法性，就搞「焚書坑儒」，開始了思想禁錮。到了漢代，思想市場慢慢開始恢復，但後來漢武帝「廢黜百家，獨尊儒術」，使儒家思想獲得了法定壟斷地位。
雖然秦始皇和漢武帝看起來不一樣，一個坑儒，一個尊儒，但結果是一樣的，就是思想市場衰落了。到了魏晉南北朝，大大小小的王朝走馬燈似的，眼花繚亂，這時候思想市場反倒又活躍起來，佛教主要就是在這一時期在中國興盛起來的。到北宋時，思想市場也比較活躍，因為開國皇帝立下規矩不殺知識人，犯再大的罪也不殺，所以產生了新儒家，就是以朱熹代表的理學。理學在明朝獲得了壟斷地位，科舉考試全要按照朱熹的註釋答卷，持不同觀點者就成了異教徒，思想市場又萎縮了。滿清以後，從康熙開始一直到乾隆都搞「文字獄」，思想市場變得非常弱小，雖然還有些學者發表不同意見，甚至可能唱反調，但大部分沒有好下場。最後到滿清末期，社會危機頻發，思想市場再度活躍起來，西方的思想也慢慢引入中國。
這是中國思想市場的大體演變歷史。
西方從15和16世紀的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到17世紀的科學革命，18世紀的啟蒙運動，最後出現了工業革命。工業革命其實是思想市場的產物。而工業革命之後，中國跟西方的差距愈來愈大的原因，就在於思想市場的差異。
簡單來說，西方出現了一個自由競爭的思想市場，其基本特點是，多中心的政治環境和統一的、競爭性的思想市場並存。相反，中國的思想市場卻經常受到太多的約束和干預。
先看看生產思想的環境
16世紀開始的時候，歐洲有500多個大大小小的政體相互競爭，這給思想家留出了空間。學者可以自由流動，某個國王不喜歡你，另一個國王可能會保護你。法國的伏爾泰逃難很多年，總有地方可以躲，他的著作也能在法國流傳開來。西方世界政體有界，但思想無界，學術界是個統一的市場，思想可以跨越政治邊界，學者們都說拉丁語，不管人在哪裏都不會影響他們在學術界的聲譽。所以思想家不太在乎自己所在的政體，更在乎的是在整體學術市場上的聲譽。這種狀況類似於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孔子周遊列國，到處傳播思想，有充分的自由，好像也沒有語言障礙。
西方的知識生產主要在民間（包括教會辦的大學），中國的知識生產主要在官府。中國歷史上一些有名的學者大多數都是官員，當然偶爾也有幾個官場不得志的或者沒考中進士的。西方人生產知識主要是為了知識本身，用知識提高自己的聲望。而中國的官僚生產知識，如果某個觀點跟他的官位發生衝突，就只能選擇放棄。這帶來非常不同的後果。
舉例來說，發動宗教改革的馬丁· 路德批評天主教會腐敗，羅馬教皇判他為異教徒，要德國的皇帝執行死刑。但是在執行死刑之前，皇帝必須把各個諸侯國的君主召集起來，開個聽證會。開完聽證會後馬丁·路德在回家的路上，被薩克森選帝侯Frederick派來的幾個當兵的「劫持」，藏了起來，一藏就是一年多。教皇以為他已經死了，其實他還活着，躲在一個城堡裏把《聖經》翻譯成德文。等他再露面時，德文版的《聖經》流傳開來，宗教改革勢成熊熊烈火，任誰也滅不掉了。
與此形成顯著對比的是，中國有一個學者叫朱之瑜，生於1600年，活了82歲，是明清之際的學者和教育家，和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顏元一起被稱為「明末清初五大學者」。清朝入關時他還忠於明朝，參加了抗清復明的活動，南明滅亡後先逃到越南，最後到日本並死在那裏。他在日本講學，傳播儒家思想，很受日本朝野人士推崇，成了日本大名政府的顧問，著有《朱舜水集》。但是在中國，他的著作一直到19世紀晚期才被發現，大家才知道原來還有這樣一位了不起的學者。這還算是好的。朱之瑜算逃出去並活了下來，很多思想家在這種情況下根本活不下來。
再看看傳播思想的環境
紙和印刷術都是中國人最早發明的，但有一項研究估計，從1522年到1644年（也就是明朝的後半期）歐洲出版的圖書數量是中國的40倍。德國企業家約翰內斯·古騰堡在1445年發明了活字印刷機，50年時間裏印刷機在歐洲擴散到250個城市，出版了1,500萬到2,000萬冊圖書。反觀中國，畢昇在1045年左右就發明了活字印刷術，比古騰堡早了400年，但是到1800年之前中國書籍出版還是靠雕版印刷，而不是活字印刷。活字印刷在中國沒有得到推廣使用，有很多原因，但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西方的出版在民間，都是私營企業做出版，為了傳播知識；而中國在很長時期內出版主要由官方控制，出版是傳播政令和控制思想的工具。古騰堡是一位企業家，畢昇沒有成為企業家。
中國歷史上有很多學者，也寫了不少著作，但很少能得到廣泛的傳播。像元代的農學家王禎於1313年完成了《農書》，到1530年時全中國只留存了一本。明代的科學家徐光啟於1627年完成了《農政全書》，卻到他死後的1637年才得以出版。明朝末年的宋應星於1637年完成了《天工開物》，該書被譽為17世紀中國的工藝百科全書，但唯一留下來的版本是在日本偶然發現的。
《永樂大典》是百科全書式的文獻集，共有2萬多卷，可是只製作了3套，現在已沒有完整的版本。這些科學家寫了書，但是沒有出版或者沒有足夠多的版本流傳於世，知識怎麼傳播呢？反觀西方，比如法國的狄德羅主編的《百科全書》發行量達到25,000套，傳播效果完全不一樣。而乾隆時期編纂的《四庫全書》只印刷了7套，其中4套保留在皇宮裏。乾隆時期焚燒的書和選編進去的書，在數量上可能差不多，而且編進去的好多書可能被篡改過。
在西方的思想市場上，學者追求新穎，總會有人來挑戰現有的理論，包括亞里士多德體系在科學革命以後就被拋棄了。達爾文提出進化論，這跟以前「上帝創造人類」的說法完全不一樣，顛覆了原有的思想體系，但能順利出版並流傳開來。而中國幾乎所有的學者都把注意力放在證明原來的理論上，即使後來清朝出現所謂的考證學派反對朱熹，認為朱熹說的東西跟孔子的原意不一樣，但他們只是要證明漢代之前的那個版本是對的，而不是去挑戰儒家的思想。
計劃經濟之所以給中國造成災難，很大的原因也在於當時沒有思想市場。我們可以設想，大躍進時有多少人真的認為那是好事情？如果允許表達不同意見，肯定會有人會提出批評，這事兒就搞不起來或者只能在局部搞；但不允許批評的話，往往會在一條路上走到黑。經濟學家最重要的使命是改變人的觀念，以此來推動社會進步。
亞當·斯密（Adam Smith）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學術企業家（academic entrepreneur）之一，因為他改變了人的觀念。在亞當·斯密之前，如果說某個人為自己謀利益，這個人就不道德；亞當·斯密則證明，一個人謀自己的利益，也可以給社會帶來好處，所以謀利本身並不是不道德的。亞當·斯密還說自由貿易可以改進雙方的利益。這些思想都改變了人們的觀念。由於亞當·斯密的貢獻，後來英國才廢黜了一系列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走向自由市場。在過去40年裏，中國經濟學家的一個重要貢獻是讓中國人開始接受市場經濟的理念，不再相信計劃經濟、人民公社、鐵飯碗和大鍋飯，轉而相信市場競爭、私有產權、企業家精神。
豬是如何被圈起來的？
任何思想都是個體思考的產物，集體不會思考。一種有價值的新思想在出現之初，一定只被少數人接受。如果沒人反對，往往說明這套東西不是新的。這是任何創新的一個基本特點。所以，學者必須有獨立精神，只有如此才能對人類做出有價值的貢獻。
洛克菲勒曾說：「一個人一旦失去了獨立性，他的智慧就會降低。」他講了一個很有意思的故事。
一個農民養了一群豬，有一次出門時忘了關圈門，豬都跑了。獲得自由的豬必須自己找食，防範人的追捕和其他動物的侵害，所以慢慢變得非常有智慧。村民們想了各種辦法抓它們，都沒有成功。後來，有個外鄉人拉着一馬車的木板和糧食路過，村民們問他幹什麼去，他說我要幫你們把豬圈起來。村民說：「算了吧，這些豬現在可聰明了，我們努力很多次都失敗了。」這個人說：「讓我試一下吧！」然後就走了。
過了一段時間，這個外鄉人回來了，說他已經把豬都圈起來了。村民很驚訝，問他是如何做到的。他說：其實也很簡單，我一開始在地上放一點糧食，豬很警覺地過來聞聞，看看周圍也沒有人，經不起誘惑就把糧食吃了，然後就轉回樹林裏去了。到了晚上，我又在原來的地方放了些糧食，但這一次，我同時在旁邊豎了一塊木板。第二天，豬又來了，窺視了一會兒覺得沒什麼不安全的，又把糧食吃了。就這樣，我每天放一點糧食，同時加豎一塊木板，豬每天都來享受我提供的美餐。木板慢慢圍成了一個圓圈，豬的警惕性反倒愈來愈小。到最後一塊木板準備好了，豬又來吃食，我就把它們圈起來了。
這個故事有兩個含義：第一，失去了獨立性，動物的智慧、人的智慧都會降低；第二，如果經受不起誘惑，最後就會喪失獨立性。這兩點對於我們做學問的人來說必須牢記。
我相信，中國更長遠的未來取決於思想市場的發展。中國現在非常需要具有獨立思考精神的學術企業家，即具有企業家精神的學者，他們創造新的理念，新的思想，還需要有冒險精神。如果大家都不願這麼做，那就依然有可能回到歷史的反覆之中，改革開放只能成為歷史長河裏令人回味的好年景。
原刊於人文經濟學會微信平台，本社獲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