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早前通過修改本港選舉制度，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認為民主派不應參選，該黨立法會議員亦已全部辭職，未來是否參選立法會仍是未知數。曾任民主黨副主席的香港教育大學前校長、運輸及房屋局前局長張炳良質疑，如果一個政黨不參與選舉，這個政黨便很難再以政黨的方式存在，今後又能起到什麼作用呢？以一個不參選、不入政治體制的政黨，推動政治民主化是不是一個不現實的表述呢？
新選舉制度衝擊泛民政治實力
張炳良接受本社專訪時指出，新的選舉制度必然會衝擊包括民主黨在內透過選舉在議會內展示的泛民政治實力，「我也不必轉彎抺角了，擺出來的格局就是這樣，因為地區直選議席的比例少了許多；選舉委員會佔將來最多的議席，90席裏的40席，即佔逾40%議席；而選委會的結構，由原來的『四大界別』變成『五大界別』，新增的第五個界別是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和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代表；原有四大界別的分組也經過調整過，很多組別由個人票變成團體票，（新的四大界別為工商、金融界、專業界、基層、勞工和宗教等界，以及立法會議員、地區組織代表等界）今昔對比，泛民在選舉會能夠取得的席位，一定少很多」。
他認為，泛民主派也很難透過選委會進入立法會，只能依靠既有的功能界別或地區直選進入立法會，但上述席位的比例都減少了。「我相信泛民已沒可能回到總辭之前佔議會三分之一強的地位。當然，這個『三分之一強』嚴格來說只有一個作用，就是可以行使『關鍵少數』的否決權，令政府提出任何的政改方案無法通過」。
張炳良又說，新的選舉制度對政府提出的議案沒有問題，因為政府提出的任何議案，只要立法會大多數議員，即半數以上投贊成票就可以通過，但由立法會議員提出的議案，就要分組投票，要通過泛民議員提出的方案，機會比較低。因為有兩大組：一組是選舉委員會、另一組則是功能組別加上地區議席。這個變化令泛民若提出自己的議案，獲得通過的機會並不高。
他質疑：「實話實說，泛民一定會覺得，他們在政治上的力量，一定會削弱許多。但是否一如某些泛民人士說，已沒有參選的理由呢？是否因為勝算不高，或者獲得提名也不容易，是否就這樣不參選呢？」
張炳良坦言：「我過往參加過泛民政黨，但我今天無意『說三道四』；這個問題最終要由泛民自己去思考，或者由泛民新生代去思考，因為最終是由他們去面對未來的政治。」
香港政壇需要年輕活水注入
他回顧歷史：「1980年代冒起的第一代民主派人士，當時在英國人統治下的香港，立法局在1985年之前基本上沒有選舉；區議會在80年代初成立，當時委任議席仍佔多數，選舉議席只佔三分之一，主席由民政專員兼任。當時在這樣的情勢下，第一代民主派仍然覺得值得參與，亦可看到民主派參與後帶來的一些變化。
「到90年代初，當時立法局首次有地區直選議席，但只佔立法局議員的少數，民主派也參加選舉，儘管只是少數，但對立法局的內部運作和議事風格，亦帶來很深遠的影響。所以，現在對泛民而言，議席多寡不應是最關鍵因素──無論取得10席、15席，還是20席，從他們的角度看都是少數。要思考的是，作為議會的少數派，是否值得投入這個新的政治格局？我自己當然認為值得，但泛民內部可能有許多不同的看法；還有要思考的是，若果泛民不參與，那他們能夠起到什麼作用呢？
「一個政黨不同於個別活躍的社會人士或關注團體；一個政黨若長期不參選，很難繼續以政黨方式存在。再者，一個不參選、不入政治體制的政黨，卻要推動政治民主化，這是否一個不太現實的表述呢？這些問題都值得思考。」他續說：「當然，經過過去幾年的政治變化，社會上的張力很大，泛民支持者很怕被體制吞噬，因此任何妥協都不能接受，但政治從來都是妥協的藝術。如果把許多事情放在一個歷史場景，樂觀的說，在政治低潮時可能才是突破的開始，但怎樣走這條路，就得靠實踐了！」
他認為，無論有沒有這一次政制改動，或者有沒有過去兩三年的變化，「任何政黨如果要長遠持續，都應該有經常性的新陳代謝，如果我們放眼世界，例如西方國家的政黨，都經常換新人，每次選舉都換一批新人，所以歐洲國家的總理、部長，許多都很年輕，即使英國的主要官員，首相以外的，都相對年輕。我記得以前當局長時，到奧地利簽署航權協議，代表該國簽字的外長是一位只有29歲的年輕人。香港的政治圈，29歲可能只是政黨的第四、第五梯隊吧？」
「我覺得香港的政壇是『老化』的，或許跟香港在過渡期之後的政治現實有關，『老將不死』，可以堅持的還是會堅持下去，但是如果沒有新的思維、新的參加者，現實是無法改變的。當然，老將會擔心『守業維艱』，可是，現在出現了一個（選舉制度改變的）大變化，新人要上場，他們要自己學習，怎樣走這條路，全世界不同的社會，不同的世代，都要經歷這一轉變，從政經驗需要透過實踐才能獲得，不是舉辦一些課程、讀一個學位就可以的。從政要靠實踐，愈早給年輕人實踐機會，儘管他們可能偶有犯錯，判斷也許不是最好，但這是一個過程，這個過程本身才是對他們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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