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9日我在《明報》觀點版發表了〈後2020香港：變與不變〉一文，勾勒香港變局，指出一國兩制面對九七回歸以來最大的挑戰和變數，但仍是國家和香港唯一的選項。我由今天文章開始，撰寫若干「後2020香港」系列評論，從管治角度，探討香港現處轉折點、社會深層次矛盾、民主派前路、建制派再定位、行政主導和改革，以及經濟轉型等課題。
中央重訂基本點
兩次過渡，中央重訂基本點，包括：（1）不能挑戰「一國」及國家安全；（2）中央全面管治；（3）愛國者治港；（4）香港須融入國家發展大局；（5）立足大灣區，港深加強合作；（6）徹底解決社會深層次矛盾。上述要求並非全新，2014年一國兩制白皮書早有部分論述脈絡，一些因應形勢重新表述，加強力度、緊縮尺度，以前隱晦的現在說得明白，曾有的灰色地帶今為勢所消失。
官商專社、建制泛民等政治板塊，重新洗牌，說白了，皆因中央對香港的「忠誠」存疑。有曰撥亂反正就是收緊政治、保持經濟自由、整頓意識形態。中央修正對港政策，有跡可尋。至2019年爆發政治危機，香港內部撕裂、分離主義擴散，挑戰一國兩制底線，且外力介入，美國「圍中遏華」，以香港之亂衝擊中國政權和制度，使北京深感顏色革命威脅國家安全。
近年亂象可追溯至回歸後各方未好好珍惜一國兩制下得來不易的歷史妥協和矛盾統一，不善於政治「園藝」（gardening）之術。《基本法》留下兩個未解的基本問題，即雙普選和國安立法的落實，一直困擾本地政治。而且，治港思維保守內向，拙於開創新局，又怕動輒得咎，失去拼搏突破精神。
泛民陣營沉迷於防守及我城中心主義，目光短淺，因小失大；而建制派角色模糊、重政治正確，官僚系統過分因循、不夠進取，工商專業守業性強但創新不足。加起來造成一個拖拉式僵局，不認真面對挑戰，只吃老本。
2019年是香港理性的黃昏：官方危機處理進退失據，抗爭者只知勝而不知敗，讓撕裂加劇；反對黨派弄不清欲搞改革還是一場回不了頭的革命；社會發高燒，起哄亢奮下甚至專業與政見混淆，批判與癱瘓政權成一線之差。社會付出沉重代價，制度倒退，優勢變劣勢。
擺脫兩極宿命觀
中央出手，鎮住了局面，但後遺仍在。若不致力復和、修補裂痕，則香港或長期陷於「一個社會、兩個生活世界、兩種宿命觀」。
悲情者抵制政府，認定香港沉淪、再無港人治港、只剩下專制，有鬱鬱寡歡、意志消沉，更有終日唱衰香港，構成其中一種宿命主義。另一頭的極端思潮，處處質疑香港過去賴以發展的制度和價值，認為公務員敗事、司法不可靠、精英缺乏忠誠、政黨和議會誤事、教育出事、媒體鬧事，好像香港什麼都已不行、只能靠中央，內地城市什麼都比香港優勝，何嘗不是另類宿命主義、對港人治港投以不信任票？
兩類宿命主義若成立，則香港的確再無可作為。但現實世界是複雜的，有危有機。要擺脫宿命觀，須先重新檢視走過的歷程，弄清哪裏出了問題，什麼是真問題、什麼是假命題，而非事事想當然、陰謀論，否則找不到實在出路，更把嬰兒隨洗澡水一併倒掉。大亂後求大治，但結果不盡必然。前路挑戰多着，勿以簡化修辭輕輕帶過，徒有自我感覺良好的樂觀，也要摒棄盲目的悲觀，實事求是，汲取教訓，才談得上真正重新出發。
往後發展三大要素
香港往後發展，受三大要素左右：（1）香港化解內部矛盾的能力，即治港體制和質素；（2）站穩國家利益，貢獻香港所長，取得中央對香港價值的肯定；（3）應對國際地緣政治變化，發揮好「中國香港」的作用，不自我孤立，維持自由開放，海納百川，廣交朋友，且要超越英美澳等傳統海外聯繫，因為AUKUS打擊中國，也會針對香港。
港人須走出身份困惑，本土與國家不應對立。中央愈對香港放心，香港才愈有自由和自信，一國兩制才可行穩致遠。
普選和國安立法兩個長期問題，都已為急變形勢所「解決」，今後似再無懸念。不過，民情暗湧未散，追求民主之心不息。雖說國家安全和愛國者治港已成主軸，但不自動帶來良政善治，仍須靠實幹和重返群眾之中，並改革治理制度，贏回民心。管治路途崎嶇，慎防情急下矯枉過正（overkill），衍生新矛盾、新怨氣。
無奈香港已陷入顏色社會，黃藍互相否定，過去的「和而不同」、各自表述的自由包容，逐漸失落，這才是香港走下去的最大憂慮。亂象已見，缺失亦知，但需明白治或亂乃開放必有之可能，關鍵是善用開放、善於疏導，靠陽光而非北風讓市民把心扉打開，同心並行。中央要走出直管和不直管之間的尷尬，堅持港人治港，理順問責。
香港已到大改革臨界點
「分配」危機日益嚴重，近年明顯反映於住房、貧窮、社會流動等問題，雖然並非政治撕裂的主因，但確加深人們對一國兩制的懷疑，以及對特區管治的怨氣怒氣。部分年輕一代只見disenfranchised（票權失落）下再dispossessed（生活上被剝奪）的噩夢，助長身分政治走向極端甚至暴力。
香港已到大改革臨界點，「如何變革」涉及視野、政策和凝聚社會的能量。經濟民生固然離不開政治，但政治也有其義理邏輯，故對過去兩年的政治動亂和管治危機，須有正確而全面的認知。若以為聚焦解決社會分配、避開政制問題，就可長治久安，過於一廂情願。現實上，政治之結解不了，社會深層次矛盾也難全城一心去解決，這是迴避不了的循環。去除泛政治化不等於去政治化。
多元利益社會必存在分歧分化，正規政治要起疏導整合作用，需悉心發展。當正規政治失效，才會造就極端化以至挑戰體制之舉。維護體制秩序靠懂政治、處理好政治。這一點往往是不少未經政治洗禮（包括選舉）的行政官僚和只視公務為服務或爭取名位的人難以掌握的。
窮途未致末路，柳暗可以花明？
過去10年（特別是「佔中」後）的亂，在一國兩制下，不是一般的動亂或顛覆，中央的回應也不是一般的平亂，最終還是回到一國兩制。回歸時的假設再難以立足，日後模式是新條件的一國兩制。大環境已變，在國家的制度自信下，已進入由兩制競賽（鄧小平時期曾說）變成另制配合主制的格局，而國際地緣政治下，只有國家好香港才好，對此港人要心中有數。
一個時代已經過去，冒起是怎樣的新時代，市民要坦然面對，並參與塑造。往後香港，究竟只具殘餘價值，還是仍有無限風光，港人應不亢不卑。樂觀與悲觀乃同一銅幣之兩面，香港尚有不少經濟和社會資本，視乎能否善用。在消極和積極不同劇本之間，有人悲觀而去，更多人留下再闖，容或由低點再出發。窮途未致末路，柳暗可以花明，後2020香港，進入大時代的抉擇和考驗。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