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前院長、經濟學教授蔡洪濱於2017年接任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院長，成為首位進入港大管理層的內地學者。蔡院長早前接受本社專訪，暢談留美攻讀博士和從事經濟學研究的心路歷程，也對香港商學教育的發展作出展望。
蔡洪濱在史丹福大學念博士時，跟隨今年剛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經濟學家Paul Milgrom進行博弈論研究，亦修讀了金融和統計學方面的課程；攻讀博士的日子讓他漸漸發現，相比到投資銀行工作，原來自己更喜歡學術研究帶來的挑戰和滿足感。
文：文灼非
蔡：蔡洪濱
文：可以分享你從武漢大學到北大念經濟系碩士的一些心路歷程嗎？為什麼愛上這個學科，想做一名經濟學家？
一直對經濟社會問題感興趣
蔡：1984到1988年我在武漢大學數學系念本科。那時中國經濟剛開始改革開放不久，面臨各種各樣的問題和改革開放的爭論，比如說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優劣、國營企業跟非國營企業的對比。當時農村承包制剛開始，對農業生產力的提升大家都能看到很好的效果，還有改革向城市推進，問題很多，討論非常活躍。作為數學系的學生，我被各種問題和討論吸引。從小雖然是讀理科，但是我對經濟社會問題一直很感興趣，中學也讀過一些經濟學、社會科學的書，慢慢被這些問題吸引，在大學也聽一些經濟系的課，讀了一些書。大學將畢業，我決定考碩士研究生，1988年非常幸運地考上了北大的經濟管理系，讀宏觀經濟運行，這是厲以寧老師和其他一些老師共同主持的研究方向。
文：所以你是李克強總理的師弟了。
北大復旦深造後赴美讀博士
蔡：那不敢當。當時是北大研究改革的一個經濟學重要陣地。碩士念三年，從1988到1991年，那時候北大有很多討論，不僅討論經濟問題、社會問題，還有政治問題如政治改革，最後發生1989年的學生運動。之後我到復旦大學讀了一年福特基金會在中國辦的經濟學培訓班。
文：可以同時在北大與復旦讀書嗎？
蔡：沒有，福特基金會在中國辦了10年課程，專門培養中國經濟學的研究生，請美國和其他地方的教授去授課，用外國的教材。也有一些學校的年輕老師參加，當時簡稱福特班，中國人民大學有一個班，復旦大學有另外一個班，1989年我去了復旦上課。
文：對北大的碩士課程沒有影響嗎？
蔡：對，這一年等於參加交流生計劃一樣，各個學校的學生聚在一起。從1989到1990年，我在復旦待了一年，1990年準備出國讀研究生。在北大讀研究生時我們開玩笑說有兩派，一個是托派，考托福；一個叫麻派，打麻將，國內好像沒有太多的選擇，要不就出國。我屬於前者，但是出國要做什麼並不很清楚，讀博士、做學問，出國就是出路。
文：你申請了哪些大學？
蔡：那是互聯網之前的時代，大陸比較閉塞，我們對外邊的情況完全不了解，對申請到國外念博士是什麼回事，只能與師兄弟互相聊一下。所以也是基於很有限的資訊就盲目申請了一些，當時北大的師兄、師姐去芝加哥大學的比較多。
文：林毅夫早年也是去了芝大。
蔡：芝大很快給我回信，說給我四年的獎學金。芝大做農業經濟的一位教授說，之前的中國學生都得到一個研究資助，給4年獎學金。後來到了4月份，芝大又來一封信，說中國學生的錢都是由一位老先生資助的，但這個資助當年沒拿到，所以取消了我的獎學金。我只好看看還有什麼獎學金接受申請，UC Santa Barbara特別大手筆，給了我1.5倍的獎學金。但去了以後感覺自己的研究興趣和方向與該系不是那麼配合，又重新申請。第二年，史丹福給了我獎學金，我便轉校了。
認清前路 投身經濟研究
文：去史丹福主要想做哪方面的研究？
蔡：我是數學出身，對邏輯性、分析性的研究興趣會大一些，史丹福的理論一直是比較強的。也有很多個人的成長、想法的改變等因素，我大概知道哪些領域自己比較擅長。到了史丹福，我不知道自己未來要做什麼，是個人的性格也好，想法也好，覺得自己不會念完博士後留在學校，外面的世界那麼精彩，不去體驗一下很可惜。因為有到外面闖蕩的想法，一方面在經濟系念博士，也在金融系修了一些課，想先去華爾街投資銀行做幾年，所以在統計學系讀了個碩士。當時比較熱門的是衍生產品定價、衍生產品交易，都需要用到比較複雜的統計工具。但是隨着在史丹福學習，一點點往前發展，慢慢接觸、參與了經濟學的研究，自己試着做一些研究，想法慢慢改變了。外面的世界雖然精彩，但是投行的工作不一定是想像的那樣讓人振奮。
至於原本覺得很沉悶的學術研究，後來反而覺得很具挑戰性，要有新的想法，而且經得起檢驗，經得起同行的挑戰。看上去是同樣的工作，但實際上總是在做新的東西。自己對外面世界和對研究的看法不斷改變，隨着自己的研究慢慢深入，便一直留在大學裏工作。
幸獲良師 留美歲月影響深
文：當時的博士論文老師是哪一位？
蔡：一位博弈理論專家，叫Paul Milgrom。他在相當多的領域都是世界最頂級的專家，在我讀博士的時候又是他做研究的高峰期，在行內非常有影響力。他對學生的要求相當嚴格，我的運氣比較好，他對我非常支持和欣賞，所以跟他做論文得到很多幫助。我畢業以後與他聯繫很多，一直是好朋友。
文：他仍在史丹福任教嗎？
蔡：是的。畢業後我到訪史丹福時經常住在他家。他對我影響很大，他與我在經濟學的想法非常一致。他在理論方面是造詣極高的學者，在好幾個領域的貢獻應該是諾貝爾級的，他隨時可以獲獎的，或者很多人會認為他其實早就該得獎了。雖然他做了很多工作都是理論性很強的，也非常強調應用性。
他在理論上的研究，例如用博弈論的方法研究各種不同拍賣機制的設計、結果和對社會資源配置的影響，其中一項就是美國通訊委員會無線電波段拍賣和配置的方案。
無線電波段拍賣這種看不見的資產以前都是隨便分的，但後來隨着通訊時代到來，變得愈來愈重要，怎樣配置會給社會帶來相當的影響。要怎麼分配波段呢？這其實是個很複雜的問題，因為美國很大，不同的城市不同的波段互相之間的搭配，不同的用途、競爭程度也不一樣。無線電通訊也好、電視也好，收音機也好，還有安全用途，諸如此類，有關部門邀請了各個領域很多頂尖專家來設計，最後採用了我的論文導師Paul Milgrom的方案，後來變成採用了Milgrom-Wilson方案，Wilson是史丹福另一位老師（編按：史丹福大學經濟學家Robert B. Wilson同獲2020諾貝爾經濟學獎）。
美國無線電後來的拍賣是一輪一輪的，不僅給美國政府帶來幾百億甚至更多的財政收入，還使得波段的使用和分配更符合社會的需要和行業的發展，這例子說明了理論上的研究和分析可以用來幫助更好地解決現實生活裏的問題。他作為一個學者，非常注重理論怎麼在生活裏應用，我覺得這是我們經濟學應該走的道路。
文：這個很難得。所以史丹福對你的影響相當大。
蔡：對，那幾年對於學術訓練也好，對看待經濟學的發展和研究道路也好，還是在人生的很多其他方面，確實對我有相當大的影響。
專訪蔡洪濱院長．之一
蔡洪濱簡介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院長，主要研究領域包括中國經濟、博弈理論、產業組織理論和企業金融。
1988年畢業於武漢大學數學系，1997年美國史丹福大學經濟學博士及統計學碩士畢業，其後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擔任助理教授8年，2000年至2001年期間出任耶魯大學經濟系訪問助理教授。2005年回國加入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擔任教授，2006年出任光華管理學院應用經濟系主任，2010年12月當選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第4屆院長。
曾於史丹福大學攻讀經濟學博士時發起組織留美中國金融學會（現為全美華人金融協會，The Chinese Finance Association）並擔任首任會長。2011年當選為世界計量經濟學會的會士（Fellow）。
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江西省）及北京市政協委員；第十一屆民盟（中國民主同盟）中央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民盟北京市副主委；國家審計署特約審計員；曾任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外部董事，中國聯通、光大銀行等獨立董事，現任建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正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獨立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