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 ：嶺南大學前協理副校長王耀宗教授已於今年7月1日退休，現以兼任教授的身份在嶺大任教。他服務嶺大33年，在餞別宴時的致謝辭時，談及嶺南大學的發展、歷代校長等，內容豐富，本社將分三篇陸續刊登，讀者切勿錯過。以下為第二篇：
「三」是指嶺南在過去30年大約有三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是八十年代中期開始，陳佐舜博士於1983年任校長。當時嶺南管理層銳意加入「大學及理工資助委員會」（University Polytechnic Grants Committee, UPGC， 即後來的UPC），在學院作結構性的改革。文學院取消了音樂科，成立獨立的社會科學院。陳佐舜校長曾任中文大學及新亞書院的教務長，他深受中文大學通識教育的影響。上任後，將通識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引入嶺南。一方面，提出了全體學生的必修通識教育科；另外，在新成立的社科院内成立「綜合課程」（Integrated Programme），當時社會科學院内有經濟學及社會學兩門專科，一個「社會科學系」（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社會科學院院長黎鳳慧博士是政治學出身，出任院長後，不斷加入了一些政治學的課程，大約在八十年代後期開始，已經形成三科鼎立之勢，而校方也準備以社會科學院獨特的「綜合課程」接受評審。從此，這個「綜合課程」也成為了嶺南大學社科院特色了，至今不變。
改革社會科學院
為了達到綜合社會科學通識教育的目標，社科院為學生設計了一個課程分流（streams）的架構；就是：學生畢業的時侯不是拿社會學、經濟學或政治學的學位，而是拿社會科學學士；不過，他們的專業就在這個分流上，例如，社會問題及政策、亞太區研究、以及國際貿易及經濟等。 在90年代初，接受「香港學術評審局」 （CNAA）評審的時候，是社科院的「綜合課程」分成三個分流，90年代中期，變成五個分流，2000年後變成四個，現在2012年大學四年制後變成四科專科 （majors），兩個分流。
由於大學的擴充，社科院內部也不斷調整，經濟科首先在90年代中脫離社科系獨立成系。社科院內本有經濟學系及社會學與政治學系；至2007年，政治學脫離社會學獨立成為政治學系，2015年，心理學科脫離社會學及社會政策學系，變成一糸，現在社科院內變成「四系四專科二分流」的格構。1991年，嶺南通過架構評審 （Institutional Review）加入UPGC（現在的UGC），從此成為UPGC資助（公立）的專上學院之一，學制上也從二二一制度變成二、三年制。以前是二年預科、一年高級文憑、最後兩年是榮譽文憑。現在變成二年預科及三年榮譽文憑。後來，取得自我評審資格後，二年制預科也取消了。從我加入嶺南開始，大學就為申請加入UPGC及CNNAA作準備，這可說是第一階段的主要工作。
學院升格為大學
第二階段的發展，是從加入UPGC之後，跟著CNAA評審社科院跨科際課程成功，而頒發社會科學學位榮譽學位，這是嶺南第一個可以頒發的學位。直至1999年，嶺南正式由學院升格轉名為嶺南大學，可說是第二階段。在這個階段內，1995年陳佐舜校長退任，陳坤耀校長接任。社科院的課程學術評審過關，獲授權頒發嶺南第一個榮譽學位，以後頒授學位的學系及課程不斷增加，直至取得大學名稱為止。社會科學院設計的「綜合課程」，在當時是相當獨特的。院內三個專科，分別是課程三個分流的內容，第一年是基礎課程，第二、三年是專精的課程。而三個分流以學科及地理位置作為特色，三個分流是：社會問題、亞太研究及國際經濟，社會學側重社會問題及發展，以香港內部為教學重點；亞太研究主要以正視學科為主，地理以亞太作為邊界，國際領域側重經濟學。這個設計分別照顧到學科的專業性及地域性，我們覺得邏輯結構強，各科利益均衡，在學理上說得通。後來不出所料，評審稱許此一架構課程，認為具有通識的特色。
陳坤耀校長上任之後，「博士化」政策雷厲風行。另外陳校長首創將Liberal Arts Education譯為「博雅教育」，至今這個名稱廣為流行，似乎每間大學都在提倡「博雅大學」了。對於何謂「博雅教育」，以後屢有爭論，至今也人言人殊；不過，我曾在一個社交場合，問陳校長甚麼是「博雅教育」，陳校長答以：「讀書要博、做人要雅，就是博雅教育了。」我想這個是最淺白而精要的定義了。「博士化」 政策的推行，其道理也是不言而明的了。80年代後期，在眾多的教員內，社科院的博士只有兩位，加入了UPGC之後，以及評審成功之後，工資增加了，競爭劇烈了，顯然教員學歷也需要提高了。
市場化和行政規範化
第三階段的發展，是在千禧年（2000年）之後。明顯地，嶺南在加入UPGC／UGC後，其發展不得不受他們的影響及規範，例如：每若干年接受規定的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Quality Audit Cycle，以及Institutional Review等評審，就變成例行公事了。撇開具體的UGC政策，90年代中末期開始，香港的高等教育受到兩大理念影響：就是「市場化」（marketization）及「行政規範化」（bureaucratization）主導，這兩個趨勢至今未止。
受到90年代初以來全球化 （globalization）的影響，受政府資助的大專/大學院校，不得不引進「市場化」的概念。在1998年的經濟危機後，政府也趁機在公務員體制中引入「市場」，以便減財政上的負擔。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大為風行，其中最為明顯的政策，是大學教職員的薪水職級表和政府公務員的薪級表脫勾；由大學自行（其中一個重要標準是市場因素）決定；其次是學生自資副學位計劃的制定及施行；其後更發展到自資學士學位的設立，以及一年制教學式碩士學位遍地開花等。
「行政規範化」的一個指標，就是對各間大專/大學學者的研究及教學要求，進行規範化以及標準化 （standardization）。大學是探索及傳授知識的中心，但是探索的過程及結果，應該有客觀的判決標準；同時，社會對大學透明化的要求，以及大學本身的急劇膨脹，在要求大學管理層對大學教員的表現，有客觀化及標準化的評核準則；於是「量化評核」（quantitative measurement），應運而生。多年來，我自己也是研究及教學的前線工作者，當然知道這些量化標準的缺失（註1）。研究成果的量化標準，可以根據出版學術性刊物的影響指數 （impact factor），以及出版社的水平及知名度作為標準，但是教學的質量是否可以量化呢？卻大有爭論的餘地。事實上，教學所付出的熱情及心血是否可以量化，質疑的人大有人在。現在純粹由學生評核教授的做法，顯然不是理想的做法。在這方面，相信所有的大學高層必須正視，予以改善。不過，無論如何，這兩個理念的主導作用，在高等教育必會持續下去，個別的大學只會在實施上有所調整。
註1，幾年前，作者曾在《信報》的教育版，討論種種學術研究量化標準的優點與缺點。
此情可待成追憶──在嶺南的歲月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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