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世界政壇上一個令人矚目也是最重要的現象，無疑是政治局外人的崛起，也就是那些之前和政治圈並沒有實質關聯，甚至毫無從政經驗的人，紛紛被人民選舉成為國家領導人，這包括美國的特朗普、法國的馬克龍和意大利的孔特等。最近烏克蘭的澤連斯基當選總統更具有典型意義。
人們可以說，烏克蘭的選舉是一場典型的當代存在主義的荒誕劇。喜劇演員澤連斯基是一個和政治不着邊的人，但他依然決定參與總統選舉。他在電視辯論現場表示：「我不是一個政治家，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人，我來這兒是要打破現在這個體系」。他甚至對現任總統波羅申科直言：「我就是你犯下的錯誤和未履行的承諾所產生的結果」。澤連斯基團隊在整個選舉過程錯誤百出，連最基本的事實和事情都搞不清楚，就像他所演出的喜劇。但所有這一切對支持他的選民來說都不重要，絲毫沒有影響支持者的熱度。結果自然很明了，澤連斯基喜劇式地當選總統。
這使人想起法國存在主義作家加繆（Albert Camus）的中篇小說《局外人》。《局外人》形象地體現了存在主義哲學關於荒謬的觀念：由於人和世界的分離，世界對於人來說是荒誕的、毫無意義的；而人對荒誕的世界無能為力，因此不抱任何希望，對一切事物都無動於衷。但澤連斯基當選總統似乎相反，即局外人並不像加繆所描繪的那樣，儘管也一樣荒誕，但並不那麽無能為力和毫無希望。
如果加繆還活着，他是否會改變自己對社會和世界的看法？當代社會經濟技術的發展已經改變局外人的環境，至少在政治領域如此。普通的局外人是可以通過自己近乎荒誕的行為，來參與和影響事物的發展。
時勢造英雄，政治局外人的崛起也是時代的產物。二戰以來尤其是互聯網產生以來，這個世界已經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就民主形式而言，西方完成了從精英（共和）民主向大眾民主的轉變。精英民主就是政治精英之間的共和，大家都是精英，輪流執政。政治人物，或者如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所言，職業政治家來自差不多的社會背景、接受差不多的教育，所以他們之間就政治事務具有共識，更重要的是，他們具有道德感，至少不那麽自私。一人一票的大眾民主時代在1970年代才開始。在這之前，選舉權有很大的局限性，是那些為國家做過諸多貢獻（即納過很多稅）的成年男子的權利。在大多數國家，婦女是沒有選舉權的，更別說屬於少數民族的公民了。
（共和）精英民主也是一份責任。西方之所以實行代議民主制度，一方面是因為直接民主的困難，另一方面也假定這些代表所承擔的政治責任。而一人一票產生的政治人物的性質發生了變化。一方面，就民主而言，的確更加民主了；另一方面，所選舉出來的政治人物的責任感也變得模糊起來。民意變成所有政治權力的基礎，但誰的民意呢？有沒有恒定的民意？就經驗而言，很難要求普通老百姓具有長遠利益觀，大部分人只有眼前利益。更重要的是，民意是分化的，民主意味着要體現大部分人的民意，但也意味着要保障少部分人的民意。這些理論上很具有道德感，但如何體現在具體的制度上呢？實際上，很多民主的理想和為實現這些理想而設計的制度很難具有操作性。因此，在實踐層面，民主演變成分化政治，或者說，民主政治變成政治人物分化老百姓的最有效工具。
社交媒體削弱政黨重要性
互聯網尤其是社交媒體的出現，更是把大眾民主推向了極端。社交媒體賦權社會上每一個成員一個表現平台，人人有話筒、人人有道具、人人有展現才藝的空間。澤連斯基團隊表示，他們什麽都沒有，就只有一個互聯網平台。
有了社交媒體，傳統政黨不那麽重要了，甚至不需要了。在很大程度上，傳統政黨的存在，只是表達了那些從其中獲取利益團體的存在感。在歐洲，政黨早期只是老人俱樂部，後來演變成大眾政治的舞台。但有了社交媒體，政黨的運作愈來愈沒有效率，尤其對年輕人來說，誰還需要政黨呢？美國人一直以擁有穩定的兩黨制為豪，而且兩黨制的存在意味着任何第三勢力的崛起毫無希望。但現在不好說了。如果拋開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很難理解近來的幾屆總統選舉。與其說特朗普是依靠共和黨取勝，倒不如說是依靠社交媒體取勝。或者說，民粹主義支持者通過社交媒體把特朗普推上政治舞台。
當然，社交媒體只是一個工具，誰都可以使用。局外人擠走了傳統政治人物而奪權，主要還是因為傳統政治人物已經失去解決局外人所面臨的嚴峻社會經濟問題的能力。在當代，這主要表現為收入分配差異和中產階級規模的問題。二戰以後，美國中產階級在高峰時期達到70%，現在不到48%。前總統奧巴馬執政8年期間，美國的中產階級每年以超過1個百分點的速度減少。沒有一個社會可以忍受這種快速從中產向窮人的轉變，而這也是特朗普崛起的社會背景。
歐洲也是如此。儘管較之美國，歐洲是高福利社會，但在金融危機之後，高福利難以為繼，政府想改革，但老百姓不肯放棄已經得到的任何好處（或權利）。歐洲因而表現在極端的左派民粹主義運動（例如法國的黃背心運動）和極端的右派民粹主義運動（例如意大利的五星黨運動）。
一旦社會分化，民粹主義就有了市場；而社會愈分化，局外人就愈容易進入政治過程。拉丁美洲更是典型。二戰以來，這個廣大的地區一直往返於極端左派和極端右派之間。根據美國馬薩諸塞州阿默斯特學院（Amherst College）政治學教授科拉萊斯（Javier Corrales）的研究，1989年以來，拉丁美洲共有13位幾乎沒有任何從政經驗的人當選總統，他們背景各異，有軍官、商界大亨、媒體人物、藝術家、經濟學博士、工會領袖甚至神父。
民粹主義和局外人崛起之間的關係，猶如雞與蛋的關係，兩者互為依存、互為強化。今天精英紛紛譴責民粹主義，因為民粹主義使得他們的政治飯碗破碎了。民粹主義的確有其毒害性，不僅會導致內部的不穩定，也表現為外部民族主義、貿易保護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等。但從歷史看，民粹主義實在是歷史的必然，社會高度分化了，民粹主義必然成為弱者的武器。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歐洲社會主義運動，就表現為內部的民粹主義和外部的民族主義。在歐洲資本主義早期，人們就意識到這一點。因此，德國政治家俾斯麥為了拯救資本主義，主動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保障政策，以保障勞工的利益。但很顯然，資本主義的快速發展，使得類似的局部社會保障遠遠不能滿足社會的需要，社會主義運動因此成為必然。正是歐洲的社會主義運動，造就了今天人們所看到的福利社會。沒有任何理由相信，馬克思所說的原始資本主義會自然演變到今天的福利資本主義。福利資本主義完全是社會主義運動的產物。
局外人無法改變現實
今天的全球化和技術進步，再一次為民粹主義運動準備了物質條件，再次為局外人提供革命（改朝換代、奪取政權）的機會。但問題在於，局外人能夠革命，但能夠改變社會嗎？答案也是很顯然的：不能。局外人不僅不能改變現實，反而會造成新的危機。每一次局外人奪取政權成功，普通民眾都會歡呼人民的勝利，但之後普通人就會面臨人民的危機。原因很簡單，說穿了，就是既得利益所為。
傳統上，所謂的局內人就是既得利益。傳統西方精英政治就是局內人動局內人，左手改革右手。儘管西方實行兩黨制或多黨制，但不管哪一個政黨，都代表既得利益。既得利益根深蒂固，任何形式的選舉都動不了它們，這使得民眾對傳統政治人物、對傳統政治體制失去了信任和信心。在這種情況下，民粹主義成為民眾改變政治的有效工具。很多參與者並不對未來抱很多幻想，但他們拋棄現存自稱為政治精英的決心是堅定的。
事實確實如此。即使在奪取政權之後，局外人仍然面臨原來局內人所面臨的問題，那就是全球化和技術進步所帶來的困境。在全球化狀態下，資本和技術都是流動的，國家已經失去經濟主權，但政治主權因為一人一票制度得到了強化。局外人即使取得政治主權，但其他方面的主權仍然掌握在可以在全球範圍內流動的精英手中。技術的進步更是不以政治意志為轉移的。機器人和人工智能正在取代愈來愈多的工人，而所有政治人物對此毫無辦法。
再進一步說，今天資本所擁有的能力已經超出人們的想象。不管怎麽說，社交媒體也是被資本所控制的。如果社交媒體對資本沒有什麽害處，資本就會放任其作為。但一旦資本感覺到基於社交媒體的大眾民主的有害性，那就另當別論了。人們不難想象，當控制和操縱足夠大量信息的互聯網巨頭，自己出來選總統的未來情景。美國一些政治人物尤其是民主黨人，近年來一直呼籲監管互聯網和分解互聯網。互聯網公司壟斷和控制了太多的信息，即使是選民的意向，也可以是資本所塑造的。當選民成為資本的被操縱者時，政治人物（無論是傳統的局內人還是今天的局外人）就會無計可施。
愈來愈多的跡象表明，未來政治愈來愈趨向於空轉政治。政治可以高度自主，民眾的確被賦權選舉出自己想要的總統，但總統影響不了其他精英群體，更做不了什麽事情來改變現實。這和傳統的政治自主性剛好相反，因為傳統上政治的自主性指的是政治人物不受其他因素的影響，能夠自主決策來影響整個社會。但空轉政治的自主性表明總統儘管有足夠的權力（人民的選票），但在現實面前無能為力。
從這個角度來說，加繆的存在主義仍然是對的。世界繼續會是一部荒誕劇。對一些局外人來說，進入了體制就搖身一變成為了局內人；而對另外一些局外人來說，即使進入了體制，仍然是局外人。
原刊於《聯合早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