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2日，接到孝庭教授告知明銶兄的噩耗，讓我感傷許久。
1981年，我第一次到美國西岸，史丹福胡佛研究所是我研訪的首選，馬若孟 （Ramon Myers） 、張富美教授，董王繆麗夫婦等，待我不薄，在史大進修學位的王克文、程嘉樹、陳永發、孫隆基等，做飯、聊天，過快樂的日子。在那兒，我認識了明銶兄，一見如故，他的熱情豪邁，往後幾十年的交往始終如一。
以「大觀園」園主自居
1983年，我再到史丹福，包括明銶、克文諸兄在內的老朋友，熱情不減，我也開始對明銶兄有更多的認識與了解，人稱他是「神童」，幼時必定聰穎，長大伶俐， 25歲（1975）拿到博士學位，能有幾人可比。他除了香港之外，「老巢」應該就在大樹鎮（Palo Alto）、史丹福方圓幾里，他常說這個區域是「大觀園」，他顯然以園主或園丁自居。他事母至孝，對朋友豪情熱心，討論事情義氣風發，學界中西朋友多、學生多，忽飛東又飛西，講學論道，老頑童式的生活，樂此不疲。與他交朋友，只有被照顧的份，做他的學生，短話會長說，愛護備至，內心充滿感激。
我和明銶兄的交往機緣，大約是建立在20世紀初葉的華南研究上。1975年他在史丹福的博士學位論文Labor and Empire: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in the Canton Delta, 1895-1927 ，這篇應是英文學界除了法國謝諾（Jean Chesneaux） 有關1919-1927年中國勞工運動史外，最先能應用中、西文資料完成的作品，雖沒出版，但這是後來研究20年代中國群眾運動史者，不能不參考的著作。我與明銶兄討論民國史時，常覺他能有敏銳的史識，常覺他綜論史事總見機鋒，一句話往往可點出時代意義。1993年，我到洛杉磯參加了AAS年會，他召集並主持那一場名為「廣州十年」（Canton Decade,1917-1927）的分組會，至今我都還覺饒富意義。2000年他與謝文孫教授找了我和John Fitzgerald、Emily Hill教授，本想在加拿大滿地可（Montreal）舉行的亞非國際學會年會組一個名為“Crisis and Prosperity in Guangdong’s Golden Age” ，以陳濟棠時代的廣東為主題的分組會，可惜沒組織成功，但可見他對華南研究興趣始終不減。
時刻關懷香港
後來在港大，他培育不少優秀的學生，同時關注港澳粵問題，成為香港地區學界、新聞媒體的重要意見領袖。97之後他毅然離開香港，回美西老巢常駐大觀園，但仍關懷香港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他在ME Sharpe主編的Hong Kong Becoming China叢書，十數冊，會是了解香港回歸前後最基本的材料，這時他是歷史家又是政論家。
明銶兄偶而會來台北參加學術會議，我們總是促膝相談，他偶會透露對北京、港澳、台灣地區追求自由、民主、法治的急迫感，但從沒有灰心過，我覺得他對己、對人、對事一直充滿了樂觀與自信。他從歷史認定粵港澳「珠三角」在16世紀以來，一直扮演中國走向全球化風向的前沿，認為21世紀這個地區，將會是繼16世紀葡人東來、19世紀英人來華之後，中國全球化第三波泛太平洋亞洲及大中華合作黃金時代的起始地帶。他的預言可能成真，可惜的是他已沒有機緣參與了。
明銶兄，走得很寂寞，他的離開，我們也難免感到寂寞又哀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