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鄒至莊教授：佛利民兩度燒鬚 中港明天會更好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高等學府有關經濟學的課程，幾乎全是馬克思主義的宣傳陣地。鄒教授回憶道：「除了幾位在1949年前到西方國家讀過經濟學的老教授外，在當時的中國，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幾乎是不存在的。」但自80年代中起，鄒教授和其他華人學者開始回國講學，也安排了其他海外學者到中國授業。

經濟學界中有兩個著名的 “Chow tests”：第一個當然是計量經濟學中的「鄒氏檢驗」，第二個則是80年代用來選派經濟學生出國深造的「鄒氏測驗」。鄒至莊教授說：「當時我剛出版了《中國經濟》這本教科書，用中國的例子來解釋經濟概念，而『鄒氏測驗』正是我根據本書擬定。每年全國只有頂尖的約100多名學生可以考這個試，選拔出約60多人，我會幫推薦他們寫推薦信，到美國大學讀研究院。本來我想一直辦下去的，但80年代末，教育部擔心留洋的學生一去不返，竟把這個計劃停辦了！」

鄒教授續說：「儘管很多留洋的中國學生都有能力在美國覓得教席，但不少還是選擇回流中國，並引入西方的學問和教學方法。雖然他們只佔全中國教授的一小部分，但他們在中國又教出了第二代的現代經濟學者，陸續繁衍。」值得一提的是，20年來，鄒至莊教授還自掏腰包，資助許多海外學者在暑期到中國高校講學！

談到為領導人擔任經濟顧問，鄒教授特別指出：「一個好的理論經濟學家，不一定能提供好的經濟意見。普林斯頓的經濟學教授，全都做過一流的研究，否則便不會在這裏了。但有些同事不能當經濟顧問，因為如果你問他一條實際政策問題，他不一定懂得回答。有些同事去了華盛頓（如做總統經濟顧問），才學會運用經濟學的知識來建議有效的經濟政策。」

鄒教授又憶述：「我初任台灣的經濟顧問時，學問上已造詣頗深，但面對實際政策的問題，也有不知所措之感，經過兩三年才逐漸適應。反過來，一個很好的經濟政策顧問，在大學考博弈論可能會不合格！」

那麼鄒教授的老師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又是否一個好的政策顧問呢？鄒教授說：「他對很多政策議題都有巨大貢獻，但我也不會盡信他。」鄒教授舉出兩個例子：「六四事件後，佛利民曾預言中國會面臨大規模撤資和嚴重通脹，導致經濟崩潰。我則撰文預測中國經濟不會受大影響。後來事實證明我是對的。我寫信給佛利民說：事實好像跟你的預言有點偏差。佛利民回信說：什麼『有點偏差』？我是大錯特錯！」

第二個例子是關於香港的：「佛利民認為一個國家不可能有兩種貨幣，港元在1997年後必定會被人民幣吞併。但直至今天，香港的貨幣和經濟仍能保持穩健。佛利民經過這兩次教訓後，終於明白到不要隨便評論自己不熟悉的議題！」

鄒至莊教授在研究院深受芝加哥學派的自由市場思想熏陶，後來在其他學校任教時則受到「大政府」的凱恩斯主義的浸淫，所以我原本想問問鄒教授對香港近日「積極不干預」與「適度有為」之爭的看法。但鄒至莊教授是一個很穩重的學者，知道自己的影響力，因此多年來對於自己沒有詳細考查的個別政策，從不輕易置評，而系統性的研究結果，已載於多部專著之中。

一般而言，鄒教授認為政府雖可考慮在基建、教育、福利、穩定經濟、資助產業等方面參與經濟活動，而且具體政策視乎國家的經濟發展階段和文化傳統而定，但他大力強調：「我深信競爭的重要性。即使政府從事某項產業，仍應容許私人企業自由加入競爭，政府不應強制壟斷。」想到近日的  Uber 爭議，這席話真乃字字千鈞！

近年香港民主發展陷入僵局，但鄒教授認為民主與經濟發展沒有什麼關係，兩者基本上是互相獨立的。「『亞洲四小龍』各有不同的民主進程。台灣很長時間都未有民主，但當年經濟仍可起飛。中國在過去30年的經濟突飛猛進，但至今還沒有民主。可見民主並非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決定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的，不是其政府經何種政治制度產生，而是能否讓市場經濟運作，給有才能的企業家有機會創業來推動經濟發展。很多人對這點有所誤解。」

最後，鄒教授對崛起的中國亦有一番忠告：「現在中國經濟發達，對外投資增加，就如改革開放初期外來資本湧入中國一樣，只是方向剛好相反。一些外國人對中資抗拒，甚至視之為帝國擴張。此外，就像從前西方人看不起中國，今日一些中國人到較落後的國家工作，亦看不起當地人民，從而引起摩擦。歷史上幾千年，中國都是一個強盛的禮儀之邦。現代的中國如何跟各國保持友好關係，將是維護世界和平的關鍵一環。」

臨別時，鄒至莊教授親筆題贈了一本《中國經濟轉型》（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給我。鄒教授是學術界研究現代中國經濟的鼻祖，也是把現代中國介紹給世界認識的泰斗。捧讀他的鉅著，感覺九鼎之重。我對鄒至莊教授的敬仰之情，非筆墨可以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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