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葉劉淑儀：海上絲路或成經濟重要動力

為把握國家倡議的「一帶一路」發展策略帶來的機遇，社會各界均對香港的定位開展研究，力求早着先機。9月7日，海上絲綢之路協會正式成立，葉劉淑儀擔任執委會聯席主席。外界對這個消息或感意外，因為身為行會成員、立法會議員及匯賢智庫理事會主席的葉劉淑儀，一直把精力集中本地事務。她卻指出立根香港與放眼世界並無衝突：「海上絲路亦是跟香港息息相關的，可能是我們下一個發展階段的重要動力。」

文：馬文煒

協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去年9月新民黨到北京訪問發改委。「那時在發改委知道了一帶一路這個大策略，我們討論東南亞的優勢，發改委也很感興趣。1月時報紙不就說梁特首發表《施政報告》時我失了蹤，以為我去談個人的事嗎？不是，我其實是去了解這些政策，跟西部開發司談，他們很贊成我們民間成立這個組織。」

一帶一路涵蓋沿線近60個國家，佔全球經濟總量約三成，固然是不可忽視的宏大策略。但香港於其中的定位是什麼？葉劉淑儀強調香港有的是軟實力：「有國企（的人）跟我說，需要以國家的硬實力配合香港的軟實力。國企已經走出去，例如招商局，港口已遍及一帶一路沿線，由歐洲馬爾他、白俄羅斯，到非洲坦桑尼亞、吉布提，再到亞洲斯里蘭卡都已準備好。但去到普通法背景的國家，需要法律服務、仲裁、金融，都要靠香港的信譽。」再者，沿路基建對資金的需求相當龐大，香港正好扮演發債角色：「即使400億美元的絲路基金加上1000億美元的亞投行也是不夠的，還是需要在民間、商界籌集資金，這就需要香港。」

葉劉淑儀希望透過海上絲綢之路協會，帶香港年輕人到一帶一路國家實習：「梁特首經常叫人回內地發展，其實競爭愈來愈激烈，香港人也不是那麼容易適應，有另一些方法可以考慮。」她提到內地的空氣、食品安全等問題皆是在滬港人難以適應的地方，而且高管職位大部分被本地人佔着，機會有限。「海上絲綢之路協會的網絡很大，你肯闖出去，不怕苦的話，去到坦桑尼亞都可以。將來你有的是一個獨特的經驗，人無你有。」她冀望香港的年輕人重拾冒險精神：「世界是這樣發展的，有冒險精神才能改變世界。」

年輕人願奮鬥、肯冒險，對社會來說自然是好事。剛過去的區議會選舉亦證明，不論建制、泛民的年輕人都勇於參選，樂於服務社會，並得到不少選民的支持。他們皆希望引入新思想，為香港帶來改變。這幾年社會發展波譎雲詭，政經問題湧現，整個社會——不論管治階層還是基層大眾——彷彿都束手無策，感到無力。葉劉淑儀冀望，這份「踏實一點」的政綱能幫助解決現時最逼切的問題。

社會面對的問題一個接一個，而且往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葉劉淑儀認為眾多問題之中，土地房屋問題是最為尖銳的。「市民上樓遙遙無期，居住環境惡劣，社會設施如骨灰龕、老人院舍也沒有地，還有經濟發展，生產業用地都沒有，物流、港口用地又不夠，那不就糟透了？整個香港不能發展，人們就會躁動。」她認為，曾蔭權時代缺乏規劃，「孫九招」更令政府長期處於被動：「直至2010年為止，政府只是靠勾地，所謂市場主導，即是沒有長遠土地計劃，停了增加土地供應。」

「孫九招」是2002年港府為穩定樓市而推出的多項房屋政策，包括取消居屋計劃、公屋租置計劃等，直至2011年10月，曾蔭權在任內最後一層施政報告才正式宣布復建居屋。「停那麼多年，累積大量剛性需求，無樓住之餘，居住問題都惡化了。」她形容，這令她想起麥理浩時代的木屋問題：「以前七十年代十年建屋計劃解決的木屋問題回來了，只是由山邊寮屋變成劏房而已。」

今日香港躁動不安，不論劏房、鉛水、反水貨客問題，還是教育商業化、核心價值受損等爭議都未得到完滿的解決方案。葉劉淑儀認為應如何處理先後次序呢？「有些問題是結構性的，例如貧富懸殊、人心未回歸、中港矛盾、土地房屋短缺，是深層次的。鉛水問題、食物安全這些都是比較短暫性的。」她指出，毒菜、疾病、鉛水皆不是結構性問題。但她即時補充：「當然，任何會影響到市民健康、安全的問題，都應立刻處理。」她認為近年政府監督鬆懈：「連幼稚園都有，政府部門對承辦商的監督工作有需要改善。今次很明顯是不夠嚴謹。」然而，對於政府高層在監督前線部門上是否不及從前著力，葉劉淑儀認為不應隨便下判斷：「因為回歸後政府的工作量，以及面對的政治、群眾壓力和要求高了很多。」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早前批評香港回歸後未能依法實施「去殖民地化」，認為香港在經濟民生發展上差強人意，令社會輿論譁然。葉劉淑儀認為有關言論反映北京的不滿：「我們在落實一國兩制的過程中，在香港未能豎立到香港人對國家應有的尊重，對同胞的禮貌、國家的尊重都沒有。燒國旗、噓國歌這些是很嚴重的事情，這些我覺得北京是痛心的。」

不過，她同意並非所有事物都要去殖民地化。「普通法是值得保留的。之前王于漸說得很好，他說世界三大金融中心，包括香港，共通點是用普通法。用大陸法的地區，如東京、法蘭克福皆做不到國際金融中心，是普通法才做到的。」香港法制能與國際接軌，有效保障產權的合法權益，葉劉淑儀認為這點足以令普通法值得保留。「雖然（普通法）有時對北京來說是出了錯——張曉明說得明白，吳嘉玲案是出了錯，甚至北京認為莊豐源案亦判錯，但判錯了不等於整個制度不值得保留。」

然則什麼不值得保留？葉劉淑儀指《施政報告》的致謝動議便不值得保留。「這是否真的有需要？致謝動議是殖民地傳統，英國議會由女皇啟動，簡短演講後國會便致謝，是禮貌上、形式上的。」她形容，就像美國總統的國情咨文，有關程序可以簡化：「奧巴馬的國情咨文是政治演講，有前瞻性的概述國家最新狀況，而非逐個瑣碎細項說明，細到開幾個診所、郵政局。這個層次不應該，更不應讓致謝動議變成政治鬥爭的場合。」她相信，有些傳統不能「死抄」，更不能一成不變。

特首梁振英提倡的「適度有為」，便一改港英以來自由放任的方針。「積極不干預是夏鼎基說的，是基於19世紀的 Laissez-faire 經濟哲學，已經過時了。特別是雷曼事件之後，有哪個政府不做事？」然而，葉劉淑儀指出，過去三屆政府均未能為香港制定有效的產業政策。「首次提出要產業政策的是曾蔭權，就在2009年。那時他匆匆成立一個經濟機遇委員會，開了兩次會就沒下文，然後忽然推出所謂六大產業，沒理據、沒數據、沒文件。後來立法會問他為何選這六個，他才拿出粗略的數據。」

她形容曾蔭權做事馬虎：「不是『人去茶涼』貶低他，但他做事真的太馬虎。」她繼而逐項點評：「教育產業本末倒置，今日教育商業化，有人辦學只為賺錢，大專院校、自資大學開辦成本低的課程，課程內容卻很窄。不賺錢的課程就刪減，社區學院不賺錢就賣給別人。醫療產業面對很大的限制，沒地、沒資源、沒醫生，這幾年來增加得很少。至於科技創新，我說過很多次，這不是一個獨立產業，而是增值手段，是遍布所有產業的。而創意產業直至今日還未有一個定義，當年劉吳惠蘭也能數出13項，今日蘇錦樑都還未有。最後是檢測及認證，遇到同樣的問題，要地、要人才，還要國際、內地認可。香港真正要發展的產業，到今日仍找不到，仍在摸索階段。」

葉劉淑儀直指香港官員囿於殖民地傳統，不懂得作出選擇。「回歸18年都未知自己想做什麼，董生的中藥港，今日還有摸索階段。新加坡有李光耀，知道自己想做什麼，有清晰的願景，大刀闊斧，先做好基建，再輸入勞工配合，但我們沒有。」對於香港的未來，葉劉淑儀相信，高增值服務業是一個可行的產業，尤其在物流、貿易方面，可依靠科技轉型。

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立法會議員，新民黨主席，匯賢智庫主席。香港大學文學士、格拉斯哥大學文學碩士、史丹福大學管理碩士及東亞研究文學碩士。1975年至2003年服務香港政府，參與不同範疇工作，包括在地區層面推行政府民主化、國際工貿及保安。她是首位出掌紀律部隊（入境事務處）的女性（1996-1998），亦是首位女性保安局局長（1998-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