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曾鈺成（一）：對雨傘運動的評價

去年9月，香港爆發了佔中運動（又名雨傘運動），是繼2003年七一大遊行和2012反國教運動後最大規模的政治動員。經濟學家曾預言會於佔中後浮現的經濟倒退似乎未見蹤影，反而近日恒指屢創新高，更一度升破28,000點。佔中過後，有人會認為是香港由盛轉衰的轉捩點，也有人覺得一代人已經覺醒，在政治動蕩的今日，我們應該如何審時度勢？本社最近專訪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分析這次重大事件的意義。

灼：灼見名家記者

曾：曾鈺成主席

曾：你可以從很不同的角度來看。第一是這個運動本身對香港的政制發展——特別是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安排——的影響。

第二是事件本身對社會整體產生的影響，例如常聽到的說法是令社會撕裂，事實上，在整個運動的過程中，社會上的確有相當對立的聲音，支持的、反對的，甚至在一個家庭裏都有分裂，或者老一輩的會反對，年輕的會支持。

第三是一些分析，例如對香港的經濟帶來的衝擊，有些是短期的，舉例說那段時間在佔領區內某些店鋪的業務受到影響；有些可能是潛在的、比較長期的，譬如最近我獲日本政府邀請去東京訪問，一些當地的人注意到香港發生的事，問我現在香港社會是否比較動蕩，將來來港投資、旅遊，會否多了顧慮？會否不安全？經濟上要評估一下。

最後是整件事對於青年人的影響，這是很熱門的話題。一些較嚴重的說法是這件事發生之後，特區政府以至中央政府失了香港整整一代，即所有年輕人都變成與政府對抗，是不是這個情形？在佔領行動之後我接觸過年輕人，其中一部分表示失望，有一種挫敗感：他們出來興高采烈搞了79日，結果什麼都逼不出來，特區政府、中央政府完全不讓步，怎麼辦？接着會如何？他們會有這種反應。

因此若你問我如何評估，坦白說，我想到今日為止，沒有誰，包括我在內，可以有信心對整件事的影響和後果做到一個全面的、準確的評估。有些帶來的影響是仍在發展中的，例如說對政制，很明顯，也是短暫的影響，就是推遲了特區政府提出來的第二輪諮詢，本來是10月開始，結果遲了幾個月。

亦有些說法是因為這件事，令中央更不放心讓香港有比較開放的普選，更加難達成共識。不過現在這件事仍在發展中，因此我現在很難評估整件事，這肯定是香港回歸以來非常重大的政治事件，但它的影響，現在剛剛過了幾個月，我認為沒有人能準確評估得到。

曾：香港成為國際焦點，是回歸的前幾年。回歸前五、六年，全世界都有媒體來香港，聽說最多的時候有差不多6,000個來自外國的傳媒工作者在香港，一直到1997年。回歸以後，因為整體上比較順利，特別行政區成立後，接着似乎沒有什麼新聞，各國記者便不再長駐香港。

回歸之後香港很快就在國際傳媒的雷達網上消失，他們不會經常盯着香港，直至上年。例如日本NHK（日本放送協會）決定在香港重設一個辦事處，這是回歸以來一直沒有的，但現在他們認為值得，而這個現象不只是日本才有。

分兩方面來看，有人認為沒有消息就是好消息，一國兩制順利實踐，外媒便不會有興趣；出事才會來看着你。現在重新變成一個傳媒焦點，所以你說形象如何？我覺得兩方面的印象都有，除了日本，我也有接觸其他外國記者，一方面他們會問：香港是否會出大事？即使不是傳媒，不少外國人也會問：什麼時候會再發生這種大規模的示威？會否演變成一些暴力的行為？這是一方面。

但另一方面亦有很多人稱讚（佔中）很和平，這是事實。79日的佔領，接着整件事非常和平地結束，雖然間中有些衝突，但完全沒有流血。老實說，跟外國如美國或一些西方國家的大規模示威衝突差得遠，因此整體來說，香港經歷如此大規模的運動而可以保持和平，沒有發生任何動亂的情境，這方面得到一個好的印象。所以才會出現一個現象，在不同場合都有外國人說支持香港和雨傘運動。

曾：哈！大家都見到啦，本地政壇的主流政治人物和政黨在整件事似乎有被邊緣化的現象。例如泛民主派方面，整個運動不是由泛民政黨或政治人物領導的，很多時候會被人覺得不是——不只不是領導——而且不是在運動的最前線。因此在最後金鐘清場那天，有若干位泛民主派的議員去靜坐，被警察帶走，他們的說法是抗爭到最後一刻；但反而被一些參加者和支持運動的人取笑，反過來說，他們是最後一刻才抗爭，即是說整個過程中他們都不太明顯在那裏，到最後才出來坐。故此有這樣一個說法，經過此事件後，本來支持泛民主派的市民會轉為支持更激進的活動分子，令泛民主派失去社會支持。

建制派亦不見得在這件事裏起到什麼領導的作用，帶頭出來反佔中的亦不是建制派的立法會議員或政黨，所以整件事的發生讓人覺得，你剛才說的本地政壇，即本地原來的政界人士，在這件事中都沒有起到一個帶頭的、主導的作用，似乎有被邊緣化的現象，很多人的觀察都是這樣。

曾：這麼大的一件政治事件，肯定是有影響的，但有多深遠，影響的性質是如何，我相信我仍未看得很清楚。

曾：這裏有幾個現象，我認為不應該混淆，也不應該籠統地將它們說成管治問題。因為管治問題很明顯已出現了一段時間，不是說佔領行動之前，沒有管治問題，佔領行動之後，忽然有很多管治問題，不是這樣的。甚至可以說，佔領行動可以迅速發現至如此大規模，會否反映到本身已存在管治問題？

反水貨客亦與佔領沒有直接關係，自2012年之後已一路有一些針對內地遊客、水貨客的行動，例如光復上水是在佔領行動之前發生的，而不是之後，所以我覺得不應該將這些現象與佔領行動拉在一起。

若問現在管治有沒有問題，肯定是有的！特區政府有很多東西想做，亦相信是對社會、市民整體有好處的，甚至在社會上亦得到相當支持的一些政策和措施，但根本推行不到嘛！例如覓地起樓，似乎到處都碰到困難；又例如特區政府想設立新的創新及科技局，一直未做到，還有政府想提出來的若干政策措施，實行起來相當困難。

由於我們有一個立法會的制衡機制，作為一個民主監督，是會影響施政效率的。如果完全沒有民主這回事，特區政府說做就做，那效率當然高很多。因此要知道，如果我們是支持立法會對政府有一個監督制衡的作用，（效率）是會有影響的。但現在似乎部分即使公眾認為應該做的事，甚至是有迫切性的事，都因為立法和行政關係的緊張而做不到，這個不能不重視，說管治沒有問題。但如果將所謂管治問題歸咎成因為佔領行動，我覺得是將問題看得過份簡單。

（四之一，下文將續談香港管治問題）

曾鈺成，GBS，JP，香港立法會主席。民主建港聯盟前主席。香港培僑中學前校長，現為該校及培僑書院校監及培僑小學校董。從事教育多年，1995年首次參加立法局選舉，2002年以民建聯主席身份加入行政會議，成為非官守議員。2008年當選第四屆立法會主席，並於2012年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