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在吳哥窟
撰文:何敏盈
今人的興趣與風氣,隔一兩年就為之一變,張倩儀說。如果總甘於浮光掠影,不長期挖掘,就難以深刻感受有意思的事物。
好書如佳釀,端賴作者深沉提煉,持續叩問。它們存在,不是為了一時潮流。「《大留學潮》,我寫了十幾年。社會的潮流,不知翻過多少遍了。」
雜誌報章即時、快捷,追貼行情,讓好文章及時應世,但始終容易湮沒。書,存留佳作,可以與之互補長短。「雜誌則讓作者練筆。他們可以就不同的題材,一篇一篇深入思考,讀者的興趣,亦一期一期延續下去。雜誌作者寫得好,就可以出書,也可預期會有讀者。」
香港出版的局限
香港卻難有這個循環生態。就雜誌言,外國、兩岸,種類繁多,軍事、文化等歷久不衰,但香港囿於市場,專攻時事、潮流,難以外銷。「台灣、大陸的讀者,即使喜歡閱讀時事,卻不一定在意香港的時事。那為何要讀香港的雜誌?除非他們從事傳媒罷。」
一直未能突破既有題材,論是否與市場需求不足,張倩儀別有見地:「市場,很奇怪。當你說沒有,就沒有。」她說,如果有人敢出版小眾雜誌,銷量可能有驚喜。因為所謂小眾,人數不一定少。「香港700萬人口,說少其實不少。何況如果做得出色,華人世界大有市場。」
至於書籍,因香港慣用繁體字,較難銷往內地,受台灣讀者歡迎者亦不多。海外華人的第二代,已非植根香港,對香港書籍,並不特別鍾情。翻譯外書,本是出路,可惜香港市場較小,書商多不願意售以版權。縱然願意,亦只限在香港出售。如此一來,印數少,成本高,還得與台灣、內地譯本競爭。難怪本地出版業經營,漸見慘淡。互聯網出現後,香港書籍雜誌,外銷更難。
網上媒體,可會打開新格局?張倩儀覺得:「網上內容,有時曝光機會不高,只能靠賣廣告讓人認識,反不如書本在書店有個位置。」
從前商務印書館會外銷版權至日本、英語國家,這類書多以中國為題材。「許多人希望認識中國,但中國過往的出版水平,與國外有差距。香港的出版水平較好。」80年代至90年代初,中、港、台三地相較,香港出版因起步最早,水平最好。台灣1987年解嚴後,出版業才能發展。內地雖然早在1979年改革開放,但經濟重創,一時未能復元。「1990年代,中國仍然很窮。當然我們不能否定香港人的努力,這裏有人把握機會。」曾經,香港的歌、影、視、書籍、雜誌,深受海外華人歡迎。雜誌中賣得最好的,是 TVB 周刊,她笑。
不過台灣出版後來居上。「論文字水平、印刷製作、插圖繪畫、封面設計,現在台灣都比香港好了。只是題材較有局限。」
求學有道
回顧出任商務印書館總編輯, 張倩儀說:「很多事都很難忘,多數是很辛苦、很辛苦做了書出來,然後又很辛苦、很辛苦讓它終於有人關注。」
稱職的編輯,好奇而深諳發問之道。自小喜歡追求知識,心底鋪滿問號,成長環境卻不鼓勵她發問。一腔好奇苦無出路,長大後可以「做書」,可說柳暗花明。「編輯要與作者溝通,即是能與很多有不同知識的人談論。」
她說,向作者提問,要「值得」。「我設想自己是作者,也很怕年年月月回答無聊問題。我希望給作者新鮮的刺激,讓他們深度思考。」
「有時遇上問題,我不一定問原作者。我會先充實自己,或者問其他作者。何況問題是互相激發的,問了一,就會問二。」可不是 Mark Twain 這話:“Education is the path from cocky ignorance to miserable uncertainty。” Uncertainty,似乎總比 ignorance 稍好。張倩儀說,知識多少可以解惑。
張倩儀觀察到,外國學術界合作的風氣,比香港好得多。在外地,一個重大問題,往往有很多同行一起「苦苦廝殺」。「大家的思考碰撞到一處,成果就會爆發出來。」例如911事件後,相關書籍就源源出版,歷久不斷。
也教人想起數學界一個波瀾壯闊的傳奇。沒有連綿三世紀的通力合作,不懈尋問,就沒有優美無雙的費馬最後定理。自費馬(Pierre de Fermat)1637年提出最後定理(Fermat’s Last Theorem,舊或稱最後猜想 Last Conjecture),數代學者歷盡折磨,殫精竭慮,始終只見山重水複。經歷了足足357年,依仗無數頂尖好手嘔心瀝血研發的技巧,這猜想才終於能名正言順稱為「定理」。Andrew Wiles 記得1994年自己完成證明後,凝視片刻,嘆為觀止:「美得這等難以言傳,這等簡潔、雅致。」(It was so indescribably beautiful, it was so simple and elegant.)(註)
張倩儀亦說,大行家寫書,雖內涵豐富,行文往往簡煉。也許學到至境,總是返璞歸真。「其實編輯與治學,都重在整理與邏輯。綫索必須好好編排,才成學問。」
網上資訊繁多瑣碎,今人已經習慣。張倩儀覺得,居處重重資訊之中,不失為一種生活方式,只須問自己是否滿足於此。「網上資訊多是條目,所以整理很重要。互聯網對我來說,是基本參考工具。」每當認真鑽研,她仍不辭走訪大學圖書館。
當年有機會入行做廣告,後來選擇做編輯,即因比起特殊的創意,她始終更喜歡追求知識。她寫的,都是工夫之作,不是消閑言情小品。其實有時也想輕鬆一點,她笑說。「但寫書難免研習資料。每有發現,就覺得不寫出來,對不起讀者。結果愈寫愈嚴肅。」
「追求知識其實很悶。大家都覺得時常拿起書來做學問,很奇怪。」張倩儀幽幽的道。寂寞自有芳華。
註:單說20世紀。1950年代,日本數學家志村五郎和谷山豐提出谷山—志村猜想。1958年谷山自殺。到1984年,Gerhard Frey、Ken Ribet 才指出,只須證明谷山—志村猜想,便能證明費馬最後定理。這已是三百年來一大突破,但其後近十年,始終無人能竟全功,證明谷山—志村猜想。
1994年,牛津大學教授 Andrew Wiles 已為最後猜想默默努力了半生。他以舉世無雙的才智、堅毅,終於證成谷山—志村猜想和費馬最後定理。這個證明,發揮了20世紀所有重要的數學技巧。可參閱 Simon Singh Fermat’s Last Theorem,Fourth Estate Ltd,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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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插圖: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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