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馮應謙教授(Prof. Anthony Fung)畢業自傳統名校香港華仁書院，做過該校校刊英文版總編輯，奠定了他日後投身新聞工作與傳播教學的基礎。他先後任職報章、電台、電視台，在採訪中得到啟發，毅然隻身遠赴美國深造，於名校明尼蘇達大學取得碩士及博士學位。回港後任教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將「新傳之火」薪火相傳。
寓學習於日常活動 考試全靠平時功夫
馮教授於傳統名校香港華仁書院就讀，學生時代曾做過英文校刊總編輯，時常做訪問、寫稿、編輯等工作，接觸語文的機會非常多。有一次，英語老師在課堂上問及他校刊的進度時，馮回答說還未完成。於是老師因勢利導，指出教室裏的學習只是其中一種學習形式而已——學習英語不能只局限在教科書內，要學會用生活化的、實實在在的英語。其實編寫校刊工作繁重，為他日後的新聞工作打下良好根基，而編輯所需要的英文程度也比起會考、高考課程的要求高出很多，老師甚至不厭其煩幫他逐字修改草稿達十多次，指點他如何用字遣詞，使他獲益良多。馮教授學懂的不只是英語，還有老師的思維模式，激起他對教育的理念、畢業後前路的思考等各方面。這些彌足珍貴的經驗，使他終生受用。
除了英語，馮應謙成績最好的是地理科。地理科老師上課並不依書直說，每星期都帶學生去外考察，教他們看石頭、河流，以及如何看天文台的氣象圖等。地理課本上寫着有三塊石頭，老師卻能逐一講出每塊有多少種分類。碰巧馮應謙也喜歡到郊外遠足，常在考察時興致勃勃撿起石頭問老師，久而久之，萬宜水庫的六角形、火山口，他都瞭然於胸。老師講的未必會是考試題目，但這種一如世界級名牌學府的教授與研究生的關係，是可遇不可求的。浸淫日廣，就能熟能生巧。馮教授說「考試不難，沒有一道題是不懂的，關鍵只是寫什麼內容而已。」他就是憑着這樣的一顆平常心，竟就考獲了全港第一的佳績。
馮應謙當時也是社會服務團的團員，有一年暑假他們為筲箕灣的漁民子弟學校籌備課外活動，以彌補學生平常上課機會的不足。雖然活動有基金支持，他也樂得自掏荷包請學生們吃飯，在生活中實踐愛，賺了一個美滿的回憶。
求學不是求分數 學會做人更要緊
回想青蔥歲月，馮教授感嘆現在學校雖然設備完善，但上課秩序鬆散，學生不集中精神聽課，只顧玩耍，難以跟以前鴉雀無聲的教室相比，年輕朋友應當反思自己的求學態度。華仁不少科目都由擁有博士學位的神父任教，教的內容比一般老師教的深奧，但神父們更着重教學生「如何做好人」。華仁文化不鼓勵死讀書，不吹捧十優狀元。雖然不少同學會考報考十科，但會考期間同學仍然如常打球、看電影。大家很早就理解到會考拿多少個優跟日後在社會上成功與否沒有必然關係。覺得足夠分數進大學就可以了，不會給自己不必要的壓力。有見小部分年輕人將讀書成績看得極重，壓力大至失眠甚至輕生，馮教授特別提醒同學要輕鬆享受學習過程，不要太在意考試成績，假如不懂得作好壓力管理而把自己逼至精神出現問題，就算勉強考上大學，抗逆能力仍低，將來的生活也會很不好過。
反思教育制度，馮教授分享了不少真知灼見。以前讀書，同學大多沒有功利主義的意識，樂意聽老師講更多課外的知識，從中獲益，深明「最後的考試其實都是學習知識，而不是考多少分」的道理。今日文憑試的同學可能會對以下的情境比較陌生：考會考的時候，有些中學會提早放自習假期（study leave），學生不用上常規課，但可以隨時回到學校請教老師，老師則以個別或以小組形式深入解答學生的提問。以前老師享有更多自由剪裁課程和編排時間，不像現在鉅細無遺的硬性規定教學內容，老師受到各種程序監管，要在指定時間內教完規定的內容，又要應付學校行政的教學報告，根本無法因材施教。馮教授批評這是「為了標準化，小部分的人不守規範而讓大部分的學習環境變得差了！」
更令馮應謙憂心的是教育窮得只剩下知識，「學生徒有知識的軀殼，沒有了靈魂。」社會在物質層面比以前進步了，但是精神層面上卻退步了不少，鮮有年輕人敢於追逐夢想。一方面是個人能力的問題，但另一方面是年輕人缺乏主動性。學生上課不專心，老師也沒時間在課堂以外對他循循善誘，鼓勵他學會一技之長以傍身。師生接觸機會少，學習氛圍差，學生學到的東西自然比以前少很多。馮教授始終認為教育的精髓是在於師生之間的溝通，而不是看老師一年能開多少個課程。教育行政若過度強調標準化，將是否教完課程規定的內容作為考核老師的表現指標，最終師生乃至整個社會都是輸家。
應試教育問題多多 年輕人須發憤圖強
近年，中國歷史科應否獨立成科、或者強制成為必修科，在香港社會引起熱議，馮教授坦言感覺奇怪。他女兒在加拿大讀書，小學時已經有歷史教育，也需要考試，當地人從沒有反對。認識自身社會、歷史、文化就是一種通識教育，是理所當然的事。可是，現在的香港人不但把中國歷史科政治化，更本末倒置將考試列為首要考慮，這其實大可不必。
以前會考生報考八到十科，部分科目未必對日後的人生有直接幫助。文憑試學生則有愈來愈多跟大學學科相關的課程，例如一些商業、管理及法律、媒體及傳意的科目等。但曷中學課程又未能提供足夠的內容給學生學習。程度不夠深入，學生雖然花上了大量的時間學習專科知識，但到大學時候仍然基礎不足，未能完全接軌。加上學生缺乏歷史觀和基本科普知識的訓練，視野狹窄，更不利於接受高層次教育。
他慨嘆香港教育過分着重中英數三科，令其他科目變成配角。歷史科更是配角中的配角，完全不受重視。這樣經歷文憑試教育洗禮的學生，知識水平會比以前的會考的學生差，大學需要花費更多時間培育他們，教導他們以前中學畢業生就應該學會的「通識」。惟現在大學資源有限，老師能幫這群大學生「惡補通識」的機會有限，最終畢業生的專業水平是令人質疑的。更甚者，他們一旦踏足社會，企業就被迫承擔教育工作，要重新培訓學生成為合格的社會人。
勿忘初衷 學以致用
提到志願，有人想賺錢，但更多的人會選擇忠於自己的興趣或者幫助社會。馮教授也是過來人，明白初出茅廬的年輕人多少可能覺得工作不夠稱心滿意，會想念以前學校純樸的環境。不過，人需要向前望，只要畢業後投身社會仍舊「莫忘初衷」，學以致用，一定能貢獻社會。
嘉賓介紹
馮應謙教授(Prof. Anthon Fung)一九九二年畢業於中大新聞與傳播學系，曾任日報全職記者、電台DJ和電視台主持，後負笈美國，於明尼蘇達大學取得碩士及博士學位。2001年回母校中文大學任教，2011年八月出任新聞與傳播學院（新傳學院）院長。馮教授同時為北京師範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千人計劃教授，廣州暨南大學珠江學者講座教授。研究興趣和教學領域為流行文化與文化研究、性別與青少年身份政治、文化產業與政策、傳播政治經濟學、新媒體研究。在國際發表的文章出版超過一百篇，曾編撰十餘本中英文書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