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提及孫明揚自回歸後的多個官職，其實他打從港英時期，便已是殖民地政府的要員，甚至中英雙方談判香港前途問題期間，更曾擔任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代表。1989年至1991年，他身為英方代表參與聯絡小組；6年過後，身份卻大為不同。1997年至2000年，他不再是英方代表，而是代表中方與英政府討論政權交接情況。
中英雙方互不信任
「中英雙方我都參與過，最深感受是雙方互不信任，質疑對方的動機。因為談判代表不能給人天真的印象，別人說什麼你都信，我們的作用就是質疑他人說話的真偽，所以有時候將簡單的事複雜化，其實是不必要的。」
孫明揚提起談判期間的一次爭議。當時英方建議香港終審法院設立海外非常任法官，讓中方質疑背後動機。「英方的出發點是，設立海外非常任法官是對於香港的一重保障，不過中方則認為英方試圖干預。」最後結果是雙方互讓妥協，得出大家都能接受的安排。他指出，雖然雙方時有紛爭，但互相猜忌的背後原因，是彼此肩負重任，若稍有差池日後難以挽回。「不過，很多時候都是『橋到船頭自然直』，任何紛爭到了最後一分鐘必然可以解決，香港早前的政改亦應如此。」
彭定康過於高傲
2015年5月3日，港澳辦前主任魯平於北京病逝，見證香港由英政府殖民地過渡至特別行政區的政治人物從此又少一人。魯平最為港人熟悉的，當是他直斥末代港督彭定康為「千古罪人」。彭定康上任之期為1992年，孫明揚當時正出任政務司（回歸後改稱民政事務局局長），對於這位香港末代港督，他形容為「太高傲」。「我不認同彭定康的手法，與內地欠缺溝通，手段太差。」
他所指的，正是魯平破口大罵彭定康的緣由：彭定康首份施政報告提出改革立法局的選舉制度，被魯平指違反中英雙方對「直通車」的協議。最終彭定康的政改方案成功通過，北京終止「直通車」。「彭定康未看過『七封信』（由魯平持有，中英兩國外長對於「直通車」的協議），不知雙方有書信交往，但即使他看了書信，也不會改變決定。」
「從前港英時期，香港民主進程根本未曾開始，只是打算跨出第一步，而當彭定康想要推行時，內地對他的動機感懷疑。」孫明揚表示，自己亦不認同彭定康的動機。「他唯一任務就是光榮撤退，所以不理會中國的感受，總之要令全世界以為是他的功勞。」
董建華商人思維 不合政府運作
彭定康卸任香港總督，象徵港英政府時期的完結；董建華上任行政長官，則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肇始，同時亦是一國兩制萌芽發端之期。貴為香港首任行政長官，肩負推動一國兩制發展的重任，各方密切注視董建華的一舉一動。孫明揚為時任高官，深明箇中難處。「一國兩制是前所未有的，沒有先例可循，反而是我們開創先河，樹立榜樣。」
「董先生是商人背景，不熟悉政府內部運作，很多人說董生與公務員格格不入，這不是公務員故意跟他作對，而是雙方背景不同。」孫明揚解釋，董建華原本經營私人公司，想做什麼都只需一聲令下，但公務員架構就不容許，因為政府講究制度。
香港公務員世界一流
繼後兩位行政長官均熟悉政府體制，鮮見與公務員團隊無法配合的情況。「公務員不靠選票，亦不需顧慮民望，只要對得住良心，為全香港爭取最大利益，其他事可以不理。」孫明揚指出，公務員自有一套思維，譬如市民着眼庫房盈餘充沛，公務員卻深知盈餘不是理所當然。「最近有人關心『N 無人士』，指政府未能照顧這群市民，其實政府不是不關心他們，而是資源有限但需要幫助的人眾多，這次幫助了你便忽略了他。」
公務員如此特性，令政治人物與之有着本質上的分野，高官需顧民望，議員亦要向選民負責，所以出發點與公務員南轅北徹。「不是說互相不能融合，公務員須理解政治家的需要，政治家亦要明白公務員的制度。董先生在任時就是不太明白，常常問為何不能馬上推行某某政策。公務員便會想，推行政策之先得準備充足，例如騰出資金備用，找相關人物商討細節，不能想做便做。」
「譬如說，今年有1億盈餘，假如用以投資數個項目，公務員會考慮來年如何再賺1億支持項目發展。」他解釋，大眾必須知道，每個項目都不是只做一年的，要考慮整個項目的逐年開支。「政策是長遠的，公務員也是看長遠的。我認為香港公務員世界一流，彭定康也這樣說過。」
孫明揚任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期間，建議政府興建中環灣仔繞道，認為繞道將成為交通增長的主幹路，是將來香港運輸網絡的必要連繫。時至今日，項目仍在營建，2013年修訂造價至360億元，申請額外撥款共79億元。「項目經過重重障礙成本必然提升，有政客更因此大造文章，但毫不提及其他因素。其實以前經濟蕭條，多個項目都能低於原定成本完工，現在形勢不同，不可同日而語。」
親述「孫九招」的來龍去脈
孫明揚從政逾40年，最為港人熟悉的，想必是他於2002年推行的「孫九招」。「孫九招」的背景是香港樓價持續低迷，金融風暴加上「八萬五」政策，一眾抵押物業以申請樓宇按揭的中產階層投資失利，成為負資產，投資者不滿情緒日增，漸漸對政府構成壓力。「孫九招」成功刺激樓市回暖，但被認為是近年樓市過熱的成因。2012年，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直指「八萬五導致落重藥的孫九招，引致今天的地產霸權。」
事隔13年，回首過往，孫明揚如何看待當時的決策？「那年我面對的情況是22萬人負資產，非常時期用非常手段。」他續指，就算不停止拍賣土地，相信亦無買家願意購入，而無人買地的負面消息一旦流出市場，會對社會造成莫大影響。「另一個要面對的問題是大量居屋建成。試想想，那時誰會買紅灣半島？」
不過，他也認同樓市狀況數年後已見不同，2007年以後房屋供應開始緊張，追不上預估的樓宇需求。「單是每年內地來港的人已有5萬，政府不以為意，直至劏房問題嚴重才察覺到。」他強調，當情況轉變時，政策亦得隨之改變。「但我於2007年已改任教育局局長，2007年後的事不能算在我頭上，這是不盡不實。」
買不了房就先租着
樓價過高困擾香港多年，直至近月才略見調整，即使中產階層亦表示前景迷茫，更莫論初進社會的年輕一代，他們若要置業，可謂困難重重。「這是全世界正面對的問題。」孫明揚指，年輕人難以置業絕非香港獨有苦況。「量化寬鬆令全世界的樓價高漲，投資者手持資金卻無利息收入，唯有投資房產。你說香港的房屋被內地人炒高，事實是內地人炒高了全世界的樓價，不只是房產，外國酒莊的酒都被他們炒高價格。但很多人都不分析背後理由，人云亦云。」
孫明揚明白，年輕人近年投身社會，每月若只拿到普通水平的薪金，即使辛勞工作30年，怕也賺不夠首期需要的金額。「但當年我也工作了20多年才買樓，買不了便暫時租住吧，有何不妥呢？有些人將期望變成了對政策的要求，放大問題，是為了顯示政府不稱職。」他又以港鐵為例，近年很多人指責港鐵服務轉差，但如到外國感受一下當地的鐵路服務，便會知道事故經常發生，損毀也是必然的。「當地人都視作生活的一部分，但香港人總愛小事化大。」
政治任命與普通任命絕不相同
樓價長年高企，激發年輕民眾不滿情緒。2015年7月21日，曾德成離任民政事務局局長，結束8年局長生涯，亦有指提早退任一事與其青年政策未臻完善有關。「我不評論不常接觸的事，以往沒有試過這個情況，以後我們都要接受。這是政治任命，凡政治任命都與普通任命不同，香港現時所有制度都位於初階，仍是大家陌生的東西。政治任命就是這個意思，政府民望不高時，不是最高領袖下台，而是換人讓大眾有新的觀感。」
雖然事出突然，孫明揚卻認為不必大驚小怪。「全世界的政治任命都是這樣，所以香港人也不必奇怪。以往梁錦松、葉劉淑儀都曾下台，雖然他們是個人選擇，但我覺得即使他們不『自願』下台，行政長官都要請他們下台。」他解釋，如此官員調動乃是首次，市民感覺事有蹊蹺亦屬正常，但凡事總有起步。「踏出第一步後，往後還會有很多很多步。」
政治人才一向從缺
是次事件牽涉的兩位官員，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與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鄧國威，均是梁振英政府的問責團隊成員，高官問責制由董建華於2002年開始推行，曾引起多方批評，孫明揚亦同意推行初期確有不足之處。「推行之初香港正處多事之秋，董先生決心推行問責制，卻無睱跟公務員解釋制度，令很多人都掌握不到當中精髓。再者，當時缺乏政治人才， 背後原因有二：『廚房』太熱；薪金過低。」
孫明揚感嘆，香港各行各業人才輩出，唯獨政治人才凋零。「最慘是行政長官，孤家寡人，有什麼人會幫他呢？你說他有團隊，但以前都不是一起工作的，有什麼共同理念可言？」他認為根本原因在於《基本法》安排不足。「那時候被英方欺騙，說選出來都是行政主導，英國當然是行政主導，因為那時全部都是由英國委任，但現時是選出來的，由選民主導，分別很大。」
任何政黨隊形都比政府好
他解釋，政治理念相同之士，必須依靠政黨而結成勢力，再於架構內取拔新晉，共享榮耀，同嘗挫敗，彼此關係才會密切。「所以任何政黨的隊形都較香港政府好。」他又提到民主黨去年開除創黨成員黃成智黨籍一事，表示即使黨內偶有意見不同的成員，亦能透過制度篩走，以維持整個政黨的理念大方向。
「政府內部的方向都是為了香港好，但細節上易有分歧。」不過，他又指出即使是香港政黨，亦不是每個都人才鼎盛，很多仍處於起步階段，不能將之與其他地區的政黨比較。「這不是有沒有熱誠的問題，而是時間的問題，由初階走向成熟，需時多久無人知曉，不過最終必會成真。」
孫明揚專訪 二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