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研究是中國學界的一門顯學，有關著作實在不勝枚舉；相對較受忽略的是孫中山的視覺形象問題，包括書刊中所見的照片、版畫、肖像等。孫中山如何從晚清時期一位四處流亡的反滿革命家變身成為民國時期備受敬重的國民領袖，單靠文字介紹是不夠的，以照片、圖冊和電影等不同形式的媒介傳達給同時代的民眾是很重要的一門學問。
近年已有學者開始將孫中山的留影作了不少辨證，根據孫中山照片的年代、地點、背景、內容，從早年到晚年按時序連綴起來，使孫中山的形象得以再現，並摸索出對於偉人照片的研究途徑，使之具有全面性、準確性和權威性。照片是歷史的記錄，繪畫亦有記錄性質，藉着藝術加工還可更有效地塑造一個人物的形象，因此都不宜忽視。
本文主要着眼於孫中山的照片和畫像在報紙、書刊等傳播媒介出現的先後次序，探討孫中山形象在廣大民眾眼中是如何確立起來的，並藉此說明藝術創作在塑造偉人過程中的重要性，以及像孫中山這類政治人物怎樣從歷史走向藝術的領域。內容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清朝末年公開的孫中山影像；二、民國初年公開的孫中山影像；三、孫中山逝世後公開的有關影像。此外，還要探討孫中山與宋慶齡的合照，藉此進一步說明孫中山公眾形象的轉變，以及談談藝術創作中所見的孫中山形象與史實的關係。
就現時已知的文獻資料所見，孫中山一生中拍攝的單人照共有80多幅； 相信今後絕不容易有新的發現，而藝術創作的孫中山圖像則仍會陸續面世。歷史與藝術兩者兼顧和取得平衡，是孫中山研究者一個新的課題。
清朝末年公開的孫中山影像
晚清時期的孫中山是革命黨領袖，是清政府要逮捕的人物，當時的報刊究竟有沒有登載過孫中山的照片，實為不能忽略的有趣問題。清末中文報刊很少刊登照片，《中國日報》、《民報》等革命報刊自亦不會公開孫中山的樣貌。第一本介紹孫中山早期革命經過的中文書是白浪庵滔天（宮崎寅藏）著、金一（金松岑）譯《三十三年之夢》（又名《三十三年落花夢》），1903年由上海國學社出版；同年上海出版黃中黃（章士釗）的《大革命家孫逸仙》，此書是從《三十三年之夢》中節譯關於孫中山革命活動的內容而編成的。不過，這兩種著作都沒有孫中山的圖像。
孫中山於1896年10月用英文寫成《倫敦蒙難記》（Kidnapped in London），次年3月在英國出版。此書扉頁印有銅版製成的孫中山像，右下角有英文Photo Taber, San Francisco字樣，表明是在三藩市照相館所攝，下面並有中文「孫逸仙」三字，應是孫中山的親筆簽名。
據考證結果，孫中山在1895年第一次廣州起義失敗後，流亡日本，清政府到處懸賞通緝他。孫中山在船上認識了商人陳清及均昌洋服商店主人譚發，後由二人介紹他認識文經印刷所主人馮鏡如（即馮自由的父親）。馮鏡如招待孫中山住在自己家裏，數天後孫中山即剪除辮髮，改穿譚發縫製的西服，新形象與原先樣貌判若兩人，不易辨識，不久前赴檀香山在兄長孫眉家中暫住。次年4月，孫中山偶然與途經檀香山返英國的香港西醫書院老師康德黎醫生（Dr. James Cantlie）相遇，並告訴他將有英國之行，相約在倫敦會面；6月，孫中山從檀香山到美國三藩市後，曾在照相館拍了一幅半身照，即上文所述製成銅版印在書中的照片。但照片落在跟踪的清廷密探手裏，送往北京，清廷即把孫中山的形象和特徵通報世界各地的清使館。後來孫中山在倫敦被誘捕，相信清廷密探就是憑這幀照片認人。 順帶一提，這也是康德黎交給警探辨認的照片。
這是孫中山「斷髮改裝」後的第一幀照片，亦是晚清時期最先公開的孫中山圖像，所表現出來的神態，正如清廷駐三藩市總領事楊儒密電總理衙門所描述的「孫文」一樣：「年約三十左右，身材短小，面黑微鬚，剪髮洋裝。」亦如1901年3月美國《展望》（The Outlook）雜誌記者林奇（G. Lynch）在孫中山訪問稿中所稱，他與菲律賓革命家彭西（Mariano Ponce）是「兩個西化的東方人」。
1911年11月，孫中山在倫敦接受《濱海雜誌》（Strand Magazine）記者訪問，憶述其經歷並展望新中國的前景，《濱海雜誌》發表這篇談話記錄時並刊出孫中山穿西服的全身坐像。不過，該誌是在次年3月才出版。自1895年孫中山「剪髮洋裝」時起，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回國為止，無論是他的單人照，抑或是與中外人士的合照都穿着西服。在東方人眼中，他是一個西化和時尚的革命黨人；在西方人眼中，他是一個西化而有教養的東方人物。整體上予人的形象，則是具有正義感的革命領袖和政治家。
民國初年孫中山形象的變化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東方雜誌》，載有孫中山身穿軍服的照片。據此可以得知，在不少著作中，即使聲稱是就任臨時大總統時穿西服的孫中山像，其實並非真正攝於就任之時。從服飾來看，與1911年12月25日孫中山抵上海時留影相同，但樣貌似乎年輕一些，相信是在此之前稍早時拍攝的。
1912年2月孫中山在召開內閣會議時穿西服的留影，服飾與上述照片相同，而且是一幅非常罕有的「微笑的孫中山」照片，這說明了當時他處於人生中最得意的時刻，微笑顯然發自內心，同時充滿着自信。但要注意，孫中山在臨時大總統任內既穿軍服，也穿西服，有時外面還加上大衣，而都予人成熟穩重的感覺。
此外還應注意兩事：其一是孫中山與家人的合照。1912年1月檀香山英文報紙《星期日廣告報》（Sunday Advertiser）刊登題為〈從農夫到總統〉（From rice field to presidency）的報道，並有一幅「孫氏家族圖」，是1901年孫中山在檀香山與家人合影，應是最早公開的孫氏家族照片。其二是郵票中的孫中山肖像。1912年2月5日，南京臨時大總統內閣決議發行光復紀念郵票，採用孫中山肖像，但未發行。同年12月北京發行光復紀念郵票，則選用另一個孫中山肖像。作為「郵票中的孫中山」，這是第一枚。
總的來說，民國初年孫中山在公開場合留影，仍以穿西服居多，直至二次革命失敗後。1914年7月8日，孫中山在日本東京召開中華革命黨成立大會，宣布就任總理，11月8日與總務部長陳其美等人合影時則改穿中山裝了。
1917年9月10日，非常國會選舉孫中山為海陸軍大元帥；9月10日孫中山就職時，穿陸軍上將衣服，腰掛寶劍，是他一生中最威嚴的造型。
孫中山與宋慶齡的合照
至於孫中山與宋慶齡的合照，服飾是最多元化的。1915年10月25日在日本結婚合影，穿的是西服；1918年3月在大元帥府合影，穿中山裝；1919年4月25日遊杭州西湖，戴帽和拿手杖；1919年冬在上海合影，改穿唐裝加短外衣，這時的宋慶齡，表現得最為雍容華貴。1920年在上海合照，宋慶齡坐着，孫中山站在一旁，但似乎從來沒有孫中山坐着、宋慶齡站在一旁的二人合影。
1921年7月，孫中山、宋慶齡在廣州出征軍人慰勞會上合影，孫中山一手拿帽子，另一手拿手杖，已老態畢現。此後所見的照片，二人似乎形影不離了。1923年12月在廣州大元帥府合影，宋慶齡的獨立形象已經出來了。1924年6月在黃埔軍校留影，宋慶齡流露出女中豪傑的神情，孫中山一手握手杖、一手拿帽子，眼神則有點迷惘。同年11月，二人在日本神戶合影；1925年2月北京謠傳孫中山已逝世時，國民黨人發表此照片闢謠。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逝世後，宋慶齡複製此照片並親筆簽名，分贈參加追悼會的中外友人，因而成為孫中山、宋慶齡夫婦合照的紀念版。
作為國民精神領袖，最具代表性的，是1924年春孫中山在廣州大元帥府工作時，穿唐裝的留影。同年12月4日，孫中山在天津張園行館門前留影，應是他最後的一幅照片，而且是獨自一個人的照片，帶點蒼茫於天地間的意味。至於所謂「孫中山臨終照片」，其實是油畫，並非真正的照片，而且不符史實。因為1925年3月11日是宋慶齡手持孫中山手腕顫抖簽字，畫中竟然沒有宋慶齡在場，孫中山臨終時，他多年日夕相隨的伴侶宋慶齡「缺席」是不合理的，但從國民黨的政治立場，則沒有宋慶齡在場的安排才較為理想。這就帶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藝術創作究竟要不要忠於客觀的事實，抑或可以有選擇性和加工創造，表現出另一種情景或境界？但表達歷史場景的作品畢竟不完全屬於藝術創作的範圍，客觀事實是必須兼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