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六雷射筆案」引起質疑，近千名市民聚集深水埗警署，對被捕學生、浸會大學學生會會長方仲賢表示關懷，要求警方交代實情並「放人」。
七七乞巧節 購買雷射筆
8月6日，方仲賢在深水埗鴨寮街購入10枝雷射筆（觀星筆，又稱激光電筒、激光指示器）被拘捕，警方稱他「藏有攻擊性武器」（雷射槍），「有機會干犯有關罪行」；方則辯解雷射筆是觀星筆，是觀星之用，即用作觀察天空星象。
雷射筆是普通的文具、日常用品，教師在課堂上常用。我參加外地大學的學術研討會，也獲派發雷射筆，用於宣讀論文時，在投影屏幕及其數據表的「標示」。警察截查年輕人，把它視為「攻擊性武器」，有草木皆「敵」（兵）之偏失，難怪網民留言謂：「荒謬」。
方仲賢回答截查詢問時說：「觀星之用」，應可視為「合理解釋」。其因之一，是雷射筆是常用的文具、用品；之二，是8月7日即農曆7月7日，恰是「七七乞巧節」，尖沙咀太空館本有觀星項目（當日館方宣布提前於下午6時關閉；有網絡平台號召網民在文化中心外向太空館頂投射雷射筆光環）。
「七七乞巧節」涉及神話故事牛郎和織女相會，民間有聚會，向織女星乞求靈巧的手藝，此即「乞巧」。休班警或對「七七乞巧節」不甚了了，不接受方仲賢關於觀星的解釋，將他拘捕，引起圍觀者不滿。
學生會聲明 斥白色恐怖
年輕人和「街坊派」圍住深水埗警署，要求警方解釋拘捕理由。他們質問警察：「電筒如果是攻擊性武器，為何不拘捕商店的經營者？」
浸大學生會發言人譴責警方「白色恐怖」，以不實的罪名無理拘捕學生。
11間大專學校學生會發表聯署聲明，表示「強烈譴責警方捏造罪名、濫捕無辜，並要求警方立即釋放方仲賢會長」；又指責官方對學生「打壓」、「試圖散播白色恐怖」，呼籲港人「聲援被捕同學」，「共同守護學生」（註1）。
浸大傳理學院師生發表聯署聲明，稱「警察濫捕行為實在令人髮指」。
面對一連串不尋常的事件、當前的法治危機（註2），一批律師發起「法律界八七靜默行」，抗議律政司的「政治檢控」。
有救援護士 被控暴動罪
「八六雷射筆案」之引起社會關注，關乎警方是否濫捕學生和市民、拘捕的理由太牽強？期待官方訊息公開、避免黑箱作業和市民的人權受侵犯。
從6月9日至8月5日凌晨，警方拘捕420人；5日和6日又拘捕148人。其中，或有錯捕、證據十分脆弱之案。
「八六雷射筆案」被捕者中，有一女性市民大聲喊，她是「放工返屋企」並未參加示威。
首批被捕控告暴動罪的44人中，註冊護士陳永琪是在街上從事人道醫護工作，並未參與暴動。醫護人員發起網絡聯署聲援她，抗議官方「罔顧人道精神、缺乏人倫道德」；慨嘆「人道空間正日益縮水，……人道救援的行動自由正逐漸受侵蝕」（註3）。
醫護人員還有「八二愛丁堡廣場集會」（參加者近萬人），表示關注陳永琪事件，並觸及濫權、濫捕和妨礙救援工作。
律政司的檢控是否有偏差、有政治傾斜？也引起司法界專業人士的質疑。
7月31日，5位檢控官發表公開信，抗議律政司主管官員「考慮政治因素，在沒有充分證據下堅持檢控」，「視檢控守則如糞土」；公開信提醒市民：「法治面臨前所未有的衝擊」（註4）。
從上述的事件、專業人士的公開信來看，刑事案件的偵查、檢控及社會抗爭中的人道救濟（醫護、社工的救援或輔導），正在向「政治需要」（服從「政治需要」）傾斜，這種陸化（大陸化）現象，令人對香港自由和法治的焦慮感加重。
證據很脆弱 正當性受疑
「八六雷射筆案」的涉案者，只是買了雷射筆，怎麼可以假定他持有「攻擊性武器」並「有機會干犯有關罪行」？按這樣的政治假定，買菜刀者豈非有企圖「干犯」殺人罪行之嫌？拿雨傘、持拐杖者，豈不是也有持「攻擊性武器」之嫌？
幾年前，雲南昆明市（省會）發生車站菜刀傷人案，有官員就下令實施買菜刀實名制。2013年，昆明市有市民遊行，涉及某國企建石化工廠，遊行者戴口罩以示關注環境危機。事發後，昆明市下轄的安寧市（縣級市）下達紅頭文件，下令買口罩實行實名制，以配合「政治維穩」。這是草木皆「敵」的「維穩」措施。
把「八六雷射筆案」與上述實名制「維穩」笑話連起來，頗有「似曾相識」之感。買雷射筆竟「有機會干犯有關罪行」，豈非要實施實名制？在自由、法治的社會，在全球營商環境名列前茅的香港，這不是太擾民？
從法無明文 到加罪證據
許多市民之質疑拘捕方仲賢的正當性，是因為法律的依據、加罪的證據都很脆弱。
法無明文不為禁（罪）。香港的法例，並未把雷射筆列為「攻擊性武器」，官方亦未禁止商店出售這類普通的文具、日用品。
警方把雷射筆視為「攻擊性武器」，須有相關的證據。這關乎兩個因素，一是把黑道人物常用的犯罪武器，與普通市民常用的日用品、食品（如雞蛋）分清楚；二是雷射筆、雞蛋之類的日用品，並不是「攻擊性武器」，定為「攻擊性武器」必須有「攻擊」或「傷人」的現場、涉罪事實。
譬如在示威現場使用雷射筆，並導致傷人（有醫療驗證）；再如投擲雞蛋而滋擾他人，或妨礙社會秩序。有實質的攻擊行為，才能考慮這些用品是否成為「攻擊性武器」。只是持有雷射筆如同持有雞蛋一樣，不能假定為「有機會干犯有關罪行」。
以「政治假象」而無有力的證據，截查、加罪持有日常用品者，令市民困惑，擔心法治受衝擊。
持比例原則 避免不對稱
專業人士對法治危機的焦慮，不只因為假定罪嫌的證據脆弱，還牽涉法學層面的比例原則（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德國法學家奧托‧邁爾（Ottomayer）提出比例原則，泛指公權力的行使與維護公民權的大致對稱（均衡）狀態，為達致目的採用的手段要妥當，界定公權力伸張的必要性原則。
另一位德國學者福萊納爾（F. Fleiner）提出公權力受制約的命題，稱「不得以大炮轟擊小鳥」。
香港現在的拘捕或檢控，就涉及比例原則。拘捕、檢控的罪名，是否太草率，缺乏強而有力的證據？是否有「政治假定」的成分，與可裁定罪名成立的比例可能偏低？
上述律政司檢控官7月31日的公開信，就觸及比例原則：「是否有合理機會達到定罪和檢控，是否合乎公眾利益」，「在沒有充分證據、沒有合理機會達到定罪……情況下仍堅持檢控」。
對於警方的拘捕，也有類似的質疑，更懷疑有「以大炮猛轟小鳥」的亢奮。實例之一，就是「八六雷射筆案」，把一個大罪名套到買雷射筆的學生，給人小題大做之感；罪名假定與檢控能否成立的比例，也許並不高。把一位在現場施行救援的專業護士，加上暴動罪名，是否冤屈一個人，令人有「以大炮猛轟小鳥」的質疑：是否拘捕太濫、追求「量增」？
寬待白衣人 似親疏有別
市民的質疑，還在於嫌犯對公眾傷害程度與拘捕數量的不對稱。
「七二一元朗白色恐怖」中，一批持攻擊性武器（木棍、藤條、鐵通）的「白衣人」，衝入車站、車箱揮棍隨意打人，連孕婦也受傷害（註5），肆虐的時間長，對人身自由等民權的侵害甚重，但拘捕者最初只有12人，到8月8日才增至23人。
相反的，很多只是參加遊行或只有輕微出軌行為的學生被捕，數量遠多於施暴的「白衣人」；有的只是路過、返家的市民，被誤為暴動者遭拘押。
「八七黑衣遊行」中的一位大律師說，律政司一天內就以暴動罪檢控一大批人，而「七二一元朗白色恐怖」的施暴者卻至今未檢控（罪名是非法集結，遠比暴動罪輕），這是選擇性檢控。有市民在網上留言謂「親疏有別，是否公正？」
有寬嚴差異 質疑公正性
官方處置「白衣人」與市民、學生引起的質疑（親疏有別），還在於寬與嚴、快與慢的差異。官方對參與和平請願者或有越軌行為之嫌的勇武派，處置比較嚴，對持棍打人的「白衣人」則給人放任、寬待的印象，這也可視為比例原則的失衡。
在「七二一元朗白色恐怖」中，「白衣人」暴虐的時間甚長，警察竟不在場援救乘客、市民和恢復秩序，有分區警官竟把打人暴力說成「兩幫人打鬥」；進村的「白衣人」明明手持藤條、木棍追逐他人，分區警官竟說「未見手持攻擊性武器」。對於學生購買雷射筆，卻「上綱」為持有「攻擊性武器」，並迅速拘捕。
在「七二一元朗白色恐怖」之後，8月5日又有持棍「白衣人」到北角名園西街一帶打人，街坊在晚上7時報案，直到11時左右才有警察出勤處理。這4小時的空檔，被市民稱為寬待「白衣人」的時段。後來，此事成為傳媒記者追問的話題（註6）。
「白衣人」的疑團，令市民對執法的公正性有疑問、對於法治的信心轉弱。
註釋：
註2：〈面對司法弊端 港人有焦慮感〉。
註3，〈指護士7.28救援卻被控暴動醫護聯署譴責政府罔顧人道精神〉，立場新聞2019.8.1，11:30。
註4：〈「一群檢控人員」律政司信箋發公開信〉，立場新聞2019.7.31，19:43。
註6：〈吳婉英：利君雅再「爆seed」〉，眾新聞2019.8.7。
本文原題〈大炮猛轟小鳥拘買電筒學生〉，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作者修改、補充後授權本網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