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灣區所為何事？

回歸以來，有關內地香港融合的構想和建議層出不窮，如大珠三角、深港同城化、「9＋2」（9省加港澳，2003年由時任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提出）等，形形色色。

最新規劃是上月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內提出的「粵港澳大灣區」概念，包括廣東省內9個城市加香港澳門。為了配合此一概念，行政長官上周率領一個代表團訪問了大灣區內的6個城市。

按李克強總理的說法，大灣區要「發揮港澳獨特優勢，提升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與功能」。至於具體要做什麼，李克強並沒有說明。其實，中港融合——香港與內地加強合作，早在1970年代內地開放之後即發生，「前店後廠」的模式非常成功，更令香港經濟規模大幅提升，廣東則成為全國領先的製造業基地。這個階段的發展，完全以市場為主導，政府角色只是配合協助。

九七之後，香港和廣東有粵港合作聯席會議，但成效不彰。真正大規模融合，是2003年內地香港簽署CEPA協議（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按CEPA的安排，其總體目標是「逐步減少或取消雙方之間實質上所有貨物貿易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逐步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減少或取消雙方之間實質上所有歧視性措施；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當年官方聲明指，CEPA有利順應雙方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需要，實現互利互惠、優勢互補，共同繁榮；做法則是先易後難，逐步推進。

CEPA是一份相當清晰的經貿協議，白紙黑字，列明協議的目標和具體執行項目。隨後幾年，香港內地再簽了幾份CEPA補充協議，其總體思路都是遵循一國兩制、以符合世貿組織原則加強兩地合作。協議雖然有加強內地香港融合的「副作用」，但由於有規範、有文本可依，港人對CEPA並沒有強烈的反對聲音。

CEPA以外，廣東和香港也在2010年4月簽署了一項《粵港合作框架協議》。據官媒報道，這是全國第一份省和特別行政區之間的合作協議。協議明確提出粵港兩地金融合作以香港為龍頭，並列出6個發展定位，例如「世界級新經濟區域」、「金融合作區域」等。「框架協議」也首次列明粵港雙方的分工和互補，希望可遏止香港和珠三角地區重複投放、浪費資源的情况。

大灣區要發揮什麼功用？

由此可見，過去20年內地香港在經貿合作、互聯互通以至協調發展等各方面，都有不少實質且具體的協議，內容非常廣泛，除了經貿金融之外，粵港框架協議更涵蓋了環境、醫療、養老、教育培訓等社會民生項目的合作。在這些林林總總的「協議」及「合作」之外，到底新推出的大灣區還要發揮些什麼功用？它可以在CEPA和粵港框架協議之外帶來什麼新的元素？香港在大灣區內又有什麼角色？

兩套不同制度融合過程必生矛盾

按照經濟學的「一價規律」，內地香港融合的過程，由於大陸的經濟體積龐大，香港必須作出各種調整，以適應內地的市場需求，並支持大陸繼續融入世界經濟。最終香港和內地的完全融合，將會是香港的價格與內地看齊。香港現在承受的很多「痛楚」和社會滋生的不滿情緒，都是源自融合過程中在體制、利益、價值觀等問題上出現的衝突。

粵港澳大灣區概念提出後，媒體多以三藩市灣區及東京灣區與之比較。以人口和經濟總量計，粵港澳大灣區都超過或接近另外兩個灣區。然而最大的不同是三藩市及東京灣區都是「一國一制」下的產物，灣區內的城市之間沒有融合問題，灣區形成主要是經濟發展催生而成。但是粵港澳灣區內廣東9個城市跟香港澳門是兩套不同制度，融合過程必然會產生各種矛盾；近年興起的本土思潮，更有可能令矛盾轉化成衝突。

不同體制的融合，以歐盟（European Union）最徹底，諾貝爾委員會在2012年把和平獎頒給歐盟，以表揚其在和平、和解、民主和人權上取得的成就；至於經貿合作成果則沒有包含在內。歐盟當年已深陷歐債危機，歐元更因希臘「賴債」而岌岌可危，歐洲不少政客對歐盟得諾貝爾和平獎都不以為然。事實上，像歐盟這種區域合作要經數十年「磨合」、逐步推進，方能有今天的成果；然而近幾年右傾思潮抬頭，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總統，令歐盟、北美自貿協定、美國墨西哥的經貿合作等都受到質疑。在選民眼中，融合的弊病似比好處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