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4年「佔中」期間，香港陷於前所未有的社會撕裂狀態，相信也是自1967年以來最大的社會衝突。有些組織呼籲罷課及罷工；有些則反對。1997年前，也有教育組織曾呼籲罷工及罷課來抗議政府的一些政策的。嚴格來說，罷課如果規模龐大的話，就是一項社會運動。不過，這項運動的性質卻是以參與者（學生）的自我犧牲（學習機會）來完成的，因此罷課不能曠日持久。罷課並非違法的行動；大學有相對獨立的自主性。至於走堂，當然不可同日而語。
罷課的對象是學生（主要是大專生），他們正在學習階段，由父母供養，經濟利益牽涉較少；因此，參與者的數目會比較多。不過，由於要自我犧牲及有可能遭到學校的懲罰，學生是否參與也要仔細考量的。相信除非罷課的目的得到廣泛社會人士認同，以及涉及追求社會發展的崇高理想，否則罷課也不會成功的。
20世紀的中國，國難當前，內政腐敗、政權專斷，大學生成為社會良知，往往將罷課當作追求社會進步的一項武器，但是效果往往並不理想。
罷課或屬犧牲 「走堂」正好相反
如果罷課帶有社會性、崇高的社會目的性，以及某種程度的犧牲，則走堂恰巧是相反的。「走堂」的「走」字，頗有意思，有離開的意思；也有主動性的含意。「走堂」和缺席不同，缺席是不在課室，可能因為各種理由；但「走堂」卻是主動的和有意的。
大學畢業的人，很少沒有「走堂」的經驗。相信讀自然科學及應用科學的學生較少「走堂」，而文史哲、社會科學及藝術創作的學生「走堂」較多，我不相信大學當局有統計數字去顯示「走堂」是否一項大規模運動，就算有，這項活動也不構成一項公共性的目標的求。在大學的正常學期內，每天都可以「走堂」，「走堂」的學生零星地分散在各種學科中；其中，有些教師上課點名，有些則沒有。更且，大學標榜學術自由及學術獨立，相信大學生能替自己作最佳的學習安排，「走堂」與否，更加不會理會。
以我任教大專社會科學科目多年的經驗而言，不算人數20位學生以下的班級，如果每班以30至40名學生的學科，大致上有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學生會「走堂」。其中學期開始幾個星期會多一些學生上課，學期末可能多於三分一走堂。學生的走堂原因有多種的：兼職、睡覺（特別是早上八時半及九時半的課）、家有事、做功課等。這種種原因都帶有私利性的；特別是做兼職，幾乎每個大學生都有，這與現代社會崇尚個人獨立價值觀念有關，大學生不想每事都向父母取錢，做做兼職幫補家用，也是正常的；另外，臨急做功課也是重要的走堂理由。
大學生學習的科目繁多，有些功課多，有些少，於是他們就在功課少的科上「走堂」，投入時間在功課多的科目，其實所謂（功課）都是寫習作，作報告（presentation）式中期測驗及考試之類。
總言之，「走堂」是個人的，為了閱讀學科外的學術著作而「走堂」，相信是極少學生的行為。帶有私利性（最多只涉及家庭），而且並非要個人作出犧牲，與社會崇高目標也不相干。現在，有些大學規定學生每一科要有一定比例上課率，才可以考試，有些則沒有規定。我個人則主張要上足70至80%的課，才准予學生考試的。
「火紅年代」遠去 「實用主義」利己
大學生是一個龐雜的群體，從教育社會學的觀點看，大學是培養社會人才的組織。是管理學的所謂「人力資源」（human capital）。事實上，筆者相信現今絕大多數的大學生最關心的問題，是找到一份好工作。雖說這種期望是每個時代的大學生重要目標之一，但這種價值上的「實用主義」（pragmatism）或現實主義（realism）的確是「於今尤烈」的。
90年代以來，世界各地的大學生學額都驟然膨脹，如英國、澳洲、台灣、法國以及香港等；然而大學生作為社會抗議運動的中心角色，幾乎完全消失了。
人們常常談及60、70年代的大學生「火紅的年代」。不錯，當年的美國大學生是抗議美國參與越戰是主要力量，法國大學生所發動的六八學運，連結了工人階級，幾乎癱瘓了整個法國社會，最終引致總統戴高樂黯然退出政壇。在美國，西岸柏克萊以及東岸的哥倫比亞大學儼然是學運的中心。事實上，現在留下史冊的「保釣運動」，也是由台灣及香港在美國留學的學生所發動的。無可否認，那個年代是大學生理想主義色彩十分濃重的年代。
「理想主義」是某種形式的「利他主義」（altruism）。相反的，「實用主義」卻「是一種利我主義」（egoism）；注重個人的物質利益，意味着較多的自我中心的價值及行為，現今大學生是否《時代雜誌》所稱的「自我的世代」（Me-generation）？首先，不僅僅人類，所有的生物都有自我保護的本性，有些是遺傳的，有些是有意識的。大概人類的自我中心的行為是介於兩者之間，既有基因亦是有意識的層面。在日趨劇烈的競爭中，自我保護機制之發展也是自然的。
一個大學生如果只顧及自己個人的利益或思慮，當然會影響其他日常的行為，例如他們會較少考慮他人的感受，也會較少關注身外的社會政治及民生問題，他們亦可能較多地追逐社會的潮流名牌貨品；他們亦多會留意個人的儀容；他們亦會較少興趣追求較抽象的純興趣或知識；他們也較少與朋友深入交流；亦會較多地沉迷於個人電腦的「虛擬世界」，從而更加助長其「自我主義」的傾向，他們甚至與家庭各成員的關係也較為疏離；在社會的層次，他們注重「權利」（rights）多於「義務」（duty）；因為「權利」為他們取得利益；而「義務」卻是要他們付出的。
「平等」意識打破尊卑 衍生自我中心現象
在重視「權利」的氛圍下，最少有一項正面的價值出現，就是「平等」意識浮現；「平等」意識打破了上下尊卑的等級觀念或價值，從而尊師重道的規範也隨之而逝了。常常聽見屬於管理層的朋友說，現今的大學畢業生都不肯吃苦、不守時，以及眼高手低等等，這些都是「自我中心」的衍生現象。
不過，我對此種情況卻不感到悲觀。第一，畢竟大學生的水平，十分參差，也許最為標青的2%至3%的大學生，仍像以前那麼的精英，擁有種種驕人的個人品質，保有極濃烈的理想主義的色彩；第二，青年人的價值觀是會改變的。一般來說，大學四年是人生價值觀的形成時期，較為成熟的學生，其價值觀雛形已成；而遲成熟的，其價值尚在發展中。大學生自畢業後至到未來十年的工作期，相信是他們價值觀遭遇巨大改變的時期，他們的人生經驗以及工作遭遇是塑造他們價值觀的關鍵因素。畢竟，能夠保持終生理想主義價值觀的人，是極罕有的。大學只有短短四年，社會的抗議運動要以大學為中心，始終是不可持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