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國已經生活了56年，用三年半的時間拿到耶魯的英文博士，又在洛克菲勒基金的贊助下花三年寫了一部中國現代小說史，後來在密西根大學當了一陣中文客座講師，接着又去了另外兩所大學教了五年的英文。接下來的30年裏，從1961–1962年的匹茲堡大學，到1962–1991年的哥倫比亞大學，我都在教授中國文學，書寫有關中國文學的文章。1992年7月，我因心房纖顫在醫院裏住了十天，自此便不再以美國漢學家的身分在學界活動。最近三四年，我的身體慢慢好轉，倒也開始愈來愈多地用中文寫作了。
本書收錄了十六篇關於中國文學的評論文章與研究論文，都是我在哥大任教時發表出版的，也都是我希望傳下來的。
第一部分的三篇文章從批評的角度研究中國文學，探討中國文學的實質與意義，同時檢視西方學者欣賞、評價中國文學的角度和方法。
第二部分的兩篇文章以傳統戲劇為題，一篇研究《西廂記》各版本的年代先後，另一篇則討論明戲劇家湯顯祖的五部戲劇作品。
第三部分內容比較廣泛，包括了一篇對《紅樓夢》研究專著的書評，一篇對演義小說的研究論文，另有三篇文章分別討論清代至民國的三部小說，外加一篇關於兩位新文學倡導者的論文。
第四部分收錄五篇文章，但只有寫端木蕻良《科爾沁旗草原》那篇可與第三部分的幾篇好文章相提並論；〈殘存的女性主義 —中國共產主義小說中的女性形象〉還不錯，主要探討了共產主義制度下女性的生活狀況，論點雖無差誤，但字裏行間露出了「欲說還休」的一點顧慮。這一部分餘下的三篇都是其他小說選集的前言後語，我自認為總結得還不錯，乾淨俐落。
精通中外文學 一年讀完湯顯祖
我對作品作家的評斷標準一向都是好作家應當是語言的藝術家，能從廣闊的角度捕捉人類困境中的特殊時刻。除了《隋史遺文》的前言用中文外，我作的關於傳統小說戲劇的論文都是英文，為的是與我的美國同僚交流切磋。我為上述幾部文集所作的前言後語都是為學生而寫的，受眾不同自然文章也就各有深淺。若有興趣看看我對陳若曦、白先勇、於梨華等當代作家的評價，可參看我寫的一些中文評論。“Black Tears”本身不長，我的介紹也就相對簡短，不過我對彭歌所有現存的小說曾經作過一篇中文評論文，最初收錄於1987年出版的《夏志清文學評論集》，有興趣的朋友也可以拿來翻一翻。
正因為我讀英文博士時曾讀過大量英譯的歐洲文學，所以當我有機會以終身教授的身分講授、研究中國文學時，我也希望能夠同樣精通中國文學。執教之初我講了一門元劇的閱讀課，最後到退休的時候，我與高克毅合編的一部元劇選集也終於將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付梓出版了。這部選集收錄的作品，一部分由我的學生翻譯，另一部分則是即將發表於雜誌《譯叢》（Renditions）的譯稿，此外，同樣任教於哥大的商偉教授亦將為選集作序並審稿。1966年，我受邀參加伊利諾大學的明代思想學術會議並在會上發言，此前我已在哥大參加了一個為期一年的明朝研討會，於是放棄了研究明小說的想法，決定作一篇關於明戲劇家湯顯祖的文章。我花了一年時間讀完了湯顯祖的五個劇本，以及大量有關湯顯祖的文獻資料，終於寫成了“Time and the Human Condition in the Plays of T’ang Hsien-tsu”一文。
《中國現代小說史》引起不滿 《中國古典小說》獲好評
後來，百慕大中國文學會議發出徵稿通知，我有意再做一篇明傳奇的論文，趁我還算年輕，少說還能再研究十部明戲劇（一般認為明戲劇有六十部），這樣一來便也能算在這個領域小有成就了。然而事與願違，我的一位同事兼好友也打算做明傳奇，便勸我繼續研究小說，於是我便放棄了鑽研明戲劇的計劃，寫了一篇分析演義小說的文章，也算是首創吧。後來我給研究生開中國文學的課，在七十年代中期設計了一套三年制的課程，第一年讀唐宋詩詞，第二年元劇與明清戲曲，第三年是小說的閱讀研討課。這樣不僅能擴寬學生的知識面，而我自己在研究現代白話文學時若沒甚進展，至少也還有前朝的作品作伴。
一個中國文學的學者若對自己專攻之外的領域所知甚少，那便無法全面地思索、研究中國文學這個整體。這也未必是件壞事，畢竟這樣便無須為一些宏大的難題所煩擾，但我早年一直攻讀英文博士，對西方文學傳統也算精通，可腦海裏卻始終盤旋着兩個揮之不去的疑問：中國傳統文學到底有多好？中國傳統文學又如何與豐富的西方文學傳統相抗衡？
拙作《中國現代小說史》（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出版後，引起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漢學家雅羅斯拉夫 · 普實克教授（Jaroslav Průšek）極大的不滿，他自稱是共產主義中國的朋友，與許多延安、北京的著名作家私交甚厚。他讀到我書中一些反共、反毛的言論，氣急之下便在歐洲知名學報《通報》（T’oung Pao）上發文，把我這本書批得體無完膚。我迫得奮起作辯，不然我在批評界、學術界的聲譽恐怕就要毀於一旦了。
1968年，我的《中國古典小說》（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面世，極獲好評，愈來愈多年輕學者也由此開始認真地研究書中討論的六大小說了。但他們在閱讀這六本小說的同時，往往不相信自己的初步感受，因而埋頭傳統批本，希望藉此摸索出書中的微文大義。此外他們還同時向新興的文學理論與批評方法找尋靈感與啓發。我對這種閱讀研究方式無法苟同，理由與根據都寫在我對浦安迪（Andrew H.Plaks）Archetype and Allegory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的書評中，初刊於1979年的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本書亦有收錄。
後來，應李鶴株（Peter H. Lee）之邀，我為於1983年舉辦的東亞文學國際會議撰寫了〈中國小說與美國批評 —關於結構、傳統、諷刺的反思〉（“Chinese Novels and American Critics: Reflections on Structure, Tradition, and Satire”），並在文中細述了我跟芮效衞（David T. Roy）和浦安迪兩位教授意見相左之處。文章發表後，芮效衞、浦安迪並沒有回應，前面提到的普實克也沒有再作辯駁。
多次被篡改文章內容 冒犯擁護中國文化讀者
上述兩篇文章雖然在學界引起爭論，是對事不對人，但我寫的〈中國古典文學 —作為傳統文化產物在當代的接受〉（“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Its Reception Today as a Product of Traditional Culture,” 1990）就直接牽涉到我個人了。作為學界資深學者和有地位的評論家，這樣公開地表示我對中國古典文學的興致日衰，也許不大得體。或許有人會說，我這樣做不僅把原本對中國古典文學頗有興趣的學生都給嚇跑了，而且還冒犯了全世界的漢學家，冒犯了所有擁護中國文化的人。他們的工作是向世界推廣傳播中國文化，而我的論點看來有點像是自取其辱。
然而，正如我在答普實克一文的末尾所言，我作為中國文學的評論家，「不可甘於未經證實的假設與人云亦云的評價判斷，做研究時必須思想開通，不念後果，不因政治立場有失偏頗」。這也正是我在〈中國古典文學〉一文中所持的態度。此文我交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發表，該刊編輯不大滿意我的文章，認為我只不過是「爭強好勝」，出版前不僅沒給我讀校稿，而且還以印刷錯誤為藉口多次篡改文章內容。此文終於在1988年7月號刊出。我在1990年初收到，自然憤怒至極，但三個月後，我竟然收到了與我僅有一面之緣的梅維恒教授（Victor H. Mair）親筆手寫的明信卡片。譯文如下：
夏教授臺鑒：
你最近在CLEAR發表的有關中國古典文學命運一文着實令人喘不過氣來。雖然思想狹隘封閉者必對你惡言相向，但此文對中國文學之評價實乃五四以來最中肯之陳述。你將自己至深至切的感受與想法公之於世，膽識過人，赤心可鑒。你的努力最終定會有所回報，不獨因為此文意義非凡、歷久彌新，更因其必將引起中國國內一些基本的改變。再不改變，中國無以存續。Hat off to you!
梅維恒 上
1990年3月22日
我收到卡片，欣喜難掩，上一次我因一封來信而如此快樂，還是1961年2月13日，我在紐約州的波茲坦意外收到哥大王際真教授的來信，當時我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尚未出版，王教授在耶魯大學出版社讀到了前兩章的校樣，對我的評論能力及英文造詣稱讚有嘉，甚至希望我能與他在哥大做同事，至今我仍感恩於心。此外，我還欠古根漢基金會（John Simon Guggenheim Foundation）與國家人文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一個遲到的感謝，七八十年代，我在休假的幾年裏獲得了他們資助的研究基金，原本計劃做出一份有關十九至二十世紀初中國小說的長篇研究報告，但因我的女兒患有嚴重的智障與自閉症，太太與我不得不日夜照料，我長期研究的計劃也就暫時擱置下來了。現在，我們的女兒已在紐約州斯塔茲堡的安德森學校（Anderson School）生活數年，大大減輕了我與太太的負擔，若不是我在退休後一年突發心臟病，當年剩下的五六章也就早該完成了。
王德威集結出版 太太走進文學之門
迫於種種情形，希望兩大基金會能夠接受業已出版的四章研究成果以及本書收錄的相關論文，權且作為我在他們的大力資助下對評論界與學界的些微貢獻吧。雖然我像王際真教授一樣，找到一位年青有為的學者繼任我在哥大的教職，但從長遠看來，繼任我的王德威教授（David D. Wang）反倒更像是我的恩人而非受恩者。把我的論文集結成輯正是他的主意，還多虧他從蔣經國基金會申請到額外的資金，本書才得以順利出版。
我還得感謝哥大出版社的編輯主任Jennifer Crew女士，同意讓我在書後的術語彙編表中對演義小說及《玉梨魂》的注釋補充中文注釋。我自己屬文時的遣詞造句已經非常小心，但Leslie Kriesel依然能夠對部分文段提出改進意見，我在驚訝之餘亦格外感激。在此，我也要感謝韓南（Patrick Hanan）和何谷理（Robert E. Hegel）兩位教授，他們百忙中抽空重讀這裏收錄的所有文章，並極其熱心地支持本書的出版。哥倫比亞大學早前曾出版向我表示敬意的論文集Expressions of Self in Chinese Literature（1983），韓南與何谷理都曾為此書撰稿。此外，何谷理作為我的學生，更擔任了此書主編一職，不僅為書作序，還寫了一篇詳細的導論探討文學的自我。我的太太Della悉心照料我們的女兒，吃盡苦頭，她本希望能跟我同遊歐洲或美國，但最後卻照我的樣子，讀起了嚴肅小說來。她現在剛讀完了喬治 · 艾略特（George Eliot）的《丹尼爾 · 德龍達》（Daniel Deronda）呢。
2003年6月
（萬芷均 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