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建立在民族國家至上的政治秩序，是西方地緣政治秩序擴張的產物。隨着今天地緣政治環境的變化，這個政治秩序也面臨着前所未有的危機。與此同時，隨着地緣政治的變遷，政治秩序的重塑也變得可能。如何理解這個深刻的危機及其對政治秩序重塑的影響？可以從以下幾方面來看。
西方國家的民族矛盾
首先，西方民主的核心在發生變化。這幾乎表現在方方面面。從國家層面看，民主很難成為多民族國家的整合力量。二戰以來，西方一直為民主能夠整合國內各民族而感到自豪。西方一些國家經常批評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的民族政策，但忽視自己國內的民族矛盾。實際上，這個問題一直存在。加拿大的魁北克法語人口，曾經公投要從加拿大獨立出去，但沒有成功。現在是英國的蘇格蘭。蘇格蘭成為英國的一部分已經幾個世紀，但今天的局面表明，英國並沒有真正成為人們所說的民族國家。類似的現象也存在於西方其他很多國家，一旦條件出現，獨立自治運動會自然回歸。
當然也會有人說，西方這些國家都能通過民主的手段，以和平的方式來解決問題。但問題是，民主如果意味着出現愈來愈多的小國家，人們並不能確信諸多小國家的並存，是否就是西方的政治常態。從歷史上看，西方曾經出現幾波帝國的融合和解體的過程。近代歐洲國家的形成，既是帝國解體的產物，也是統一民族國家形成的過程。無論是帝國的解體還是民族國家的形成，都充滿了暴力和戰爭。如果眾多的小國家之間發生衝突，融和便會成為必然；而融合的過程往往不是民主的、和平的，更多地是通過暴力和戰爭。這一點幾乎是歷史的鐵律，很難改變。
從理論上說，民主能夠促成民族國家的整合。但從經驗上看，並沒有足夠的證據來說明這一點。西方近代民族國家的形成絕非是一個和平的過程，而是一個暴力和戰爭的過程。確切地說，民族國家的形成大都是通過戰爭完成的。在民族國家形成之後，民主的過程的確有助於各民族之間矛盾的緩和。但即使是這樣，也是有條件的，最主要的是經濟因素。民族國家的形成，有利於資本主義統一市場的形成和經濟發展；而民主又有利於經濟發展的好處，擴散到不同社會階層。在經濟發展好的時候，不僅不同的民族可以得到整合，不同社會階層也可以得到整合。但一旦發生經濟危機，民族分化的力量和階級分化的力量就會崛起，挑戰現存民主國家。這個道理很簡單。馬克思還是對的，經濟基礎的變化，會導致政治上層建築的變化。
今天的西方民族國家就面臨這種局面。就民族問題來說，無論是蘇格蘭還是其他地方，都是受經濟因素的影響。就蘇格蘭來說，這一波獨立運動固然有其歷史因素，但主要還是起源於戴卓爾夫人當政期間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大規模的私有化運動之後，蘇格蘭人的經濟狀況受到很大的負面影響，在政治精英和民眾中產生了獨立自治的概念。而英國政府長期以來並沒有嚴肅看待這件事情，在很大程度上說，忽視了它。長期以來，蘇格蘭地方政府一直為蘇格蘭人的福利而努力，在有限的自治權力下，追求和英國「不一般」的政策。這種努力強化着地方居民的地方意識或者政治認同。
民主意識替代不了民族意識
更為重要的是，民族問題不會因為民主政治的出現而消失。民主意識永遠替代不了民族意識。在不同民族之間，任何一個問題的出現，都有可能轉化成為民族問題。美國在經歷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種族問題之後，人們過分樂觀地以為種族融合了，種族問題解決了，於是出現了美國是種族「大熔爐」的民族理論。但這一次弗格森槍擊事件，再次說明了表面上的種族融合是如何脆弱。儘管美國已經產生了黑人總統，但民族問題依然照舊。在美國白人中間，並不乏痛恨黑人總統的政治人物和普通老百姓。
經濟狀況的變遷也影響着西方國家國內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關係。經濟好的時候，福利政策沒有問題；但一旦經濟轉壞，福利就會惡化。在全球化的今天，西方各國經濟都面臨結構性調整，但福利社會有效地制約着這種調整。同時，國內收入差異加大，往日的中產階級受到擠壓。今天西方頻繁發生的街頭運動，就是這種經濟狀況的反映。實際上，弗格森的槍擊事件所導致的種族衝突，也具有深刻的經濟背景。問題不在於白人警察槍殺了黑人，而在於為什麼這個事件導致了黑人迅速動員起來。這背後還是種族之間的經濟問題。
西方國家本身面臨着眾多的問題，沒有人非常有信心，相信民主能夠解決這些問題。更為嚴重的是，西方尤其是美國的相對衰落，必然對非西方的民主產生極其負面的影響。負面的影響來自內外兩個層面。
就外在因素來說，這主要是因為西方和美國所背負的，可以稱之為「民主的包袱」的東西。從內部因素來說，主要是非民主國家社會中，存在的對西方和美國的愈來愈高漲的不滿情緒。這種現象在中東表現得非常明顯。在中東，西方和美國可以說是在推翻自己參與建立起來的政權。近代以來，中東主權國家的形成和政府的確立，同西方有密切的關聯。但現在西方和美國的認知變化了。從前西方信仰主權高於一切，但現在的信仰是人權高於主權。如何實現和保護西方所認為的人權呢？西方的回答很簡單，那就是政權更換（regime change）、多黨政治和選舉，也就是西方式民主。但是問題在於，在現存主權國家和政府被推翻之後，所出現的往往不是西方所希望的民主政權，而是其他。儘管一些國家也出現了貌似的民主，但並非真實的民主，更多的國家演變成為西方所說的「失敗國家」。在現存國家失敗之後，更導致了極端政治力量的崛起，例如伊斯蘭國（ISIS）。
當然，西方衰落對非西方國家的影響，絕非局限在中東，從長遠來看，更廣大的地區包括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都會受到一定的影響。這些地區民主的產生和發展，離不開西方和美國基於地緣政治利益之上的干預，主要是對這些地區親西方力量的支持。一旦西方的支持減弱甚至不再繼續，這些地區的民主政治的未來就會產生很大的不確定性。
與西方和美國衰落的同時，另一個重要地緣政治變動，就是俄羅斯的相對復興和中國的崛起。如同西方的衰落，這個變動也必然對非西方的政治秩序（包括民主秩序）產生巨大的影響。前蘇聯不僅確立了自己的地緣政治利益，而且也在其地緣政治利益範圍內部的各個國家，形成了與自己相似的政權類型。在蘇聯解體之後，西方乘機侵入俄羅斯的地緣政治利益。隨着俄羅斯的相對復蘇，也必然要重建其地緣政治利益，甚至從西方奪回原來屬於自己的地緣政治利益。俄羅斯已經和其中一些原來的加盟共和國，確立了獨立國家聯合體，即獨聯體。今天，和其中一些獨聯體國家的各方面關係密切化。烏克蘭的例子更是說明了俄羅斯要從西方收回自己的地緣政治利益的決心和不擇手段。儘管俄羅斯現在也有多黨制和選舉，但西方並不認同俄羅斯的民主。俄羅斯在和西方的競爭中是否能夠贏得勝利，這是另外一個問題。但有兩點是明確的。第一，俄羅斯爭取其地緣政治利益的努力永遠不會停止。第二，第一秩序（地緣政治秩序）高於一切。如果俄羅斯贏得了勝利，在俄羅斯地緣政治範圍之內的其他國家的政治形式，也必然要受制於俄羅斯本身的政治形式。
中國崛起重塑地緣政治利益
同樣，中國的崛起也會導致其地緣政治利益環境的變化，不僅對自己內部發展有影響，對周邊地區的發展，也會產生或多或少的影響。自近代以來，中國被西方打敗，失去了大部分地緣政治利益。現在隨着中國的再次崛起，中國也必然要重建其地緣政治利益。國家的統一是恢復中國地緣政治利益的第一步。在香港和澳門和平回歸之後，中國也在尋找和台灣統一的方法。不管怎樣，中國是不會容許香港、澳門、台灣、西藏和新疆等地緣政治從中國獨立出去，不管以何種方式。正因為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把這些界定為核心利益。和所有其他大國一樣，一旦這些核心利益受到損害，中國會不惜一切來保護。
在下一個層次，中國也不會容許其他大國，在中國周邊造成對中國的不安全。美國不容許蘇聯在古巴佈置導彈。中國一旦具備了這個能力，也會防止或者阻止其他大國在中國的周邊這麼做。今天，中、美兩國出現的很多問題，就是由兩國之間的地緣政治之爭引起的。儘管中、美兩國並沒有直接的地緣政治利益衝突，但美國要把其地緣政治利益，擴展和深入到中國的周邊國家，直接威脅到中國的國家安全，導致了和中國的間接衝突。
中國地緣政治利益關切，也會影響到這個地區的政治形式。今天在香港泛民主派和中國有關香港特區民主化的爭論，就是這方面的反映。儘管中國並不反對香港的民主化，但不會容許香港的政治發展，超出自己的控制範圍。香港的泛民主派僅僅是從民主化的角度來看問題，忽視了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對其地緣政治的考量。如果這個情況繼續下去，兩者之間的衝突便不可避免。
同樣，中國的崛起也會對周邊國家和地區的政治形式產生影響。這不是說中國要干預其他國家和地區。歷史地看，中國從來沒有干預過其他國家所發展起來的政治形式。即使在中國內部，不同民族所採用的政治形式也是不相同的，例如西藏和新疆有自己的政治形式，南部各個少數民族都有自己不同版本的土司制度。今天，中國一直所強調的不會把自己的制度強加給其他國家的政策，是中國文化傳統精神的反映。但中國崛起之後，對周邊國家和地區政治形式的影響，和中國主觀的願望不是那麼相關，這更多的是周邊國家和地區，逐步地會向中國調適。傳統上形成的儒家文化圈的政治形式便是如此。
很顯然，中國本身的政治秩序的變化更為重要。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也逐漸地摸索出自己的政治模式或者政治道路。這種模式儘管也受西方影響，但絕對不會發展成為西方那樣的模式。可以相信，中國模式不會取代西方模式，但會成為除西方之外的另一種選擇。這種選擇的存在，會通過不同途徑影響到周邊的國家和地區，甚至更遠。
今天的世界面臨着自冷戰結束之後地緣政治的大變局。隨着地緣政治的變化，地緣政治秩序也必須得到重建；這種重建也必然會影響到各國內部政治形式的變化。在可預見的將來，這個世界所面臨的不僅僅是地緣政治利益之爭，而且也是政治秩序之爭。我們已經進入一個國際政治秩序和內部政治秩序大變動的時代。
原文刊於《聯合早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