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香港的中國外交官
1924年5月9日的《廣州英文粵報》（The Canton Gazette） 對傅秉常（1896-1965）有這樣的評價：「我們很高興向讀者介紹一位風華正茂的年輕人——作為交涉員，他迅捷自勵，很快讓人安心寄予厚望，交託重任」、「雖然年輕，傅交涉員處理外交事務手腕靈活，且具政治智慧。他經常親切迎人，但處事謹慎而不辭勞苦，能將紛繁細務辦理得妥妥當當，令各方面都稱心滿意。當時兵禍連連，劫掠橫行，能夠有此成就，已屬不易之事。」又云「如果要我們指出傅先生性格上最優秀的地方，我們會毫不猶豫地立即（向大家）宣布：一是人緣很好，二是有志學術。他十分好學，且常常發掘新知識。在不遠的將來，傅先生定必在中國事務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1]
以傅秉常日後成就而論，《廣州英文粵報》之言，誠非過譽。
傅秉常是香港大學第一個一級榮譽工學士[2]，也就是香港大學第一個一級榮譽畢業生。他早歲業已顯達，是近代有大名的中國外交官。1943年10月30日，時為國民政府駐蘇大使的傅秉常，代表政府在《四國宣言》上簽字。當時正值抗戰的艱難時刻，英、美此舉鼓舞了中國軍民的抗日意志，也提升了國民政府的國際形象。因此傅秉常視此為人生最大成就，稱「為余生平最快樂之日。」[3]
傅秉常有寫日記的習慣，留存至今的日記手稿有數十冊，均是十分重要的歷史證言，由此可了解他的一生。
他現存最早的日記是1932年的英文日記。1939年至1965年的日記較連貫，中間雖有幾年沒記或佚失，但整體脈絡完整。傅秉常的舊學根柢紮實，中文典雅流麗，英文造詣更是非凡。在云云諸冊日記中，1943年至1949年間日記至關重要，一方面見證了他的外交事業邁向頂峰，一方面亦見證了雲譎波詭的中蘇關係。
本文主要根據傅秉常現存各年日記、他晚年在台期間接受近史所訪問而成的《傅秉常先生訪問紀錄》[4]，輔以其他原始資料，嘗試從多方面為大家介紹這位港大早年傑出校友精采的一生。
香港大學的讀書種子
1896年2月16日（丙申年正月初四）傅秉常生於廣東縣佛山鎮，屬猴，原名傅褧裳。[5]他是廣東南海佛山人，祖籍廣東興寧。祖父傅秀巖在廣東佛山經商，遂在當地定居。傅秀巖有二個兒子。長子傅翼鵬（又名傅慶錫或傅錫，1860-1936）年輕時赴港謀生，後開設元利建築公司，承辦各項工程，因經營得法，獲利致富。傅秉常父親傅慶兆（1864-1911）為傅秀巖幼子，屢應科舉，惟皆不售，後以任教私塾為生。傅翼鵬後招其弟到港。傅秉常12歲時始到香港上學，15歲時父親去世，一家生活遂由傅翼鵬照料。[6]傅秉常一家居於香港西半山柏道8號，即香港大學附近。
傅秉常母親麥氏（1870-1943），中山小欖人。[7]傅秉常兄弟姊妹眾多，惟除他之外，只有四個能長大成人。五姊為傅婩才（1890-約1940）。[8]六弟傅秉坤（1898-1963）歷任瓊海關監督、國民政府外交部駐港簽證貨單專員等職[9]，傅秉常與之最親近。九弟傅秉彝（1905-1959）曾任公務員，亦曾經營農場。[10]十妹則為傅秉才（約1910-?）。[11]
傅金城是傅翼鵬的兒子[12]，與傅秉常感情甚篤。傅秉常謂「且我與他，自從我12歲到香港，即與之相處。數十年來，情逾親生骨肉，互相敬愛、相知之深，亦無與比。」[13]【圖一】
傅秉常幼時接受私塾教育，12歲始習英文，先後在育才書社（Ellis Kadoorie School for Boys）和聖士提反書院（St. Stephen’s College）唸書。他謂「余先後就讀各校，成績似亦從未落為第二名」[14]，可見學業超群。
他在1912年投考剛創辦的香港大學，成功獲得取錄。[15]他的校內成績超卓，除榮獲一級榮譽外，更在倫敦大學（University of London）考試中得到distinction的佳績。[16]
傅秉常在香港大學唸工科。C.A.Middleton Smith教授是他在大學唸書時其中一位老師（1912年至1919年期間C.A.Middleton Smith是工學院的院長）。[17]1946年初，傅秉常乘因公訪英之便，曾與他在倫敦見面，傅秉常謂「彼已呈老態，久別重敘甚歡。」[18]
他的父親是「舊學君子」，對子女督教甚嚴，當他讀中學時，父親舉家搬到學校附近。每天起床後傅秉常先讀一小時中文才上課，下午放學之後，父親亦要求他先讀一小時中文。每天兩小時就是讀四書五經、《史記》和《昭明文選》等。另外，在香港大學唸書期間，他與太史賴際熙（1865-1937）和區大典（1877-1937）【圖二】相約，每星期到兩位老師家中請益。[19]
傅秉常與許多港大校友均有往來。1927年，他向連襟伍朝樞（1887-1934）推薦賴汴昌進外交部，稱「賴際熙之子賴汴昌去年畢業於香港大學，得B.A.（按，文學士）學位，中、英文皆頗好。如弟留部，可否在部俾以一差，如科長之類?彼人甚誠實可靠、甚勤學，可靠之材也。」[20]汪精衛（1883-1944）妻弟陳耀祖（1892-1944）是傅秉常的同學。傅秉常在日記中謂「陳耀祖來。我們談到往昔在香港大學的快樂日子，又及攝影。」[21]後來陳耀祖在汪政權下做事，死於非命。傅秉常稱「BBC廣播謂，陳耀祖在廣州被刺而死。余與彼同學多年，渠人本不錯，惜環境不佳，隨其姊丈同充漢奸，致有此結果，深為渠惜也。」[22]他又提到同班同學、泰國華僑黃維熊（約1889-?），父為柚木商人，「生意甚大。」傅秉常謂「我與他1912年同學，係在五十一年前。」黃維熊在泰國頗有地位，任廣肇會館主席多年。[23]證明港大學生中，有不少華僑子弟。
傅秉常與香港大學的關係維持了數十年。1929年，香港大學南京分會成立，他任主席。[24]1930年至1931年，他是香港大學首任校友會會長。[25]1931年傅秉常獲頒香港大學榮譽博士。[26]【圖三】1943年1月，香港大學舊生在重慶中英文化協會開會，傅秉常任主席，會上通過總會章程，並選他為會長。[27]1960年4月，傅秉常在台灣與港大同學宴請香港大學教育系代理系主任Simpson。[28]1963年12月，他在台灣與時任香港大學校長見面。他謂「接香港大學副校長[29]Dr.Lindsay Ride（按，即賴廉士，1898-1977）來電話，我即約他於午後六時往圓山飯店晤談。我準時到達。彼夫婦均在，與談香港故舊，甚歡。彼從事寫一香港歷史名人。我告以我先岳何啟之事蹟甚多，至七時始回家。」[30]
一個興趣廣泛的知識分子
攝影和閱讀是傅秉常最大的嗜好，特別是攝影。傅秉常「自己搞沖曬」，「對好的照相機不惜重價搜購。」[31]他對相機非常講究。1918年曾以港幣450元從香港的昭隆泰購買落簾方形照相機一部。[32]在莫斯科時，傅秉常購買至少一部徠卡（Leica）相機。[33]1948年10月，他自瑞典購入Bell & Howell 16mm小型電影機一部。[34]可見他是個不折不扣的攝影「發燒友」。
他很喜歡閱讀，主要是政治、經濟、法律，文學、歷史等書。他常到舊書店尋書。在上海時，他曾購買一套《四史》。[35]他也是上海別發書店（Kelly & Walsh Ltd.）的常客，曾月花約港幣300元購買洋書，惜藏書都在上海淪陷時四散。[36]傅秉常喜歡讀書是受伍廷芳（1842-1922）、孫中山（1866-1925）和唐紹儀（1860-1938）等的影響。[37]
南雁北飛
1916年傅秉常自香港大學畢業後，即赴北平，因伍朝樞的推薦，進入北洋政府交通部當主事。居京一月，未有進交通部工作。未幾南下，在滬杭甬、滬寧兩路局當甲種學習員，為鐵路測量隊隊長。後為滬杭甬鐵路工程師副主任。在杭州居住至1916年底。1917年舊曆正月，傅秉常在上海伍廷芳公館與何燕芳（1898-1963）【圖四】結婚。[38]何燕芳為傅秉常誕下兒子傅仲熊。
何燕芳是傅秉常中學和大學同學何永乾之妹。何燕芳洋名Kitty，父親是何啟（1859-1914），母為黎玉卿。黎玉卿是何啟第二任妻子，據說有美國血統，生父曾在香港美國領使館工作，姓氏為Knight，故以黎為姓。[39]
何啟二姐何妙齡（1847-1937）的丈夫是伍廷芳。伍廷芳納一妾，傅秉常稱之為「伍少奶奶」。[40]伍朝樞妻為何啟第二女，傅秉常之妻則為第六女。[41]
伍廷芳和何啟與香港有很深的淵源，也是中國近代化的先鋒。在孫中山的政治事業上，兩人均予以相當助力。傅秉常通過與何燕芳結婚，得以和香港兩個具政治名望的家族連繫上，以後對他晉身南方政壇，幫助甚大。
伍廷芳對傅秉常影響相當大。傅秉常從未唸過法律學位，以後能從事法律條文之起草，除刻苦自學外，伍廷芳的指導亦相當重要。[42]伍廷芳又囑傅秉常細閱外交往來文書，著他整理和分類，同時學習文書平行、上呈、下達的格式，信首如何開端、信尾如何收束之不同方法。[43]傅秉常受伍廷芳親炙，為日後事業奠下堅實基礎。
1917年傅秉常加入國民黨。[44]年底至1918年初在母校聖士提反書院任教。[45]1918年8月廣州軍政府改組，伍廷芳任七總裁之一。伍朝樞為外交部次長兼軍政府總務廳長，傅秉常則任廣州軍政府總務廳印鑄科長【圖五】，負責管理關防和勳章等，同時兼任外交部秘書。[46]此為傅秉常涉足外交之始。
1918年12月，傅秉常隨伍朝樞等在香港出發，赴歐出席巴黎和會（Paris Peace Conference）。傅秉常是中國代表團秘書之一。[47]
關餘訴訟
1920年冬，孫中山重返廣州，任陸海軍大元帥，並重組護法軍政府。孫中山一直抱有宏願，希望中國統一，從而實現富強的理想。惜軍事力量一向不豐，只能仰賴客軍，但客軍軍紀敗壞且驕縱跋扈，難言可靠。軍政府之根據地為桂軍所盤踞，自己的軍隊又遠在漳州，孫中山壯志難伸，故他希望伍廷芳等在關餘的分配上，能惠及粵軍。所謂「關餘」，是指關稅扣除支付賠款之後的餘款，而廣東應得之關餘甚可觀。當時因伍廷芳為財政部長，負責分配關餘。[48]總稅務司得到外交團允許後，開始付給關餘。計自1919年7月至1920年3月，南方軍政府共獲撥給關餘六次，共逾港幣390萬。扣除軍費和政費開支之外，截至伍廷芳離開廣東為止，尚餘逾180多萬。這筆錢以伍廷芳的名義存於銀行。[49]
後來孫中山無法再與桂軍合作，故勸伍廷芳離開。伍也覺桂軍不可靠。伍廷芳離去後，廣州政府分別向上海和香港的英國法庭控告伍廷芳等，銀行的存款旋被凍結。伍廷芳和伍朝樞留在香港處理官司，傅秉常則負責上海方面的訟事。香港方面敗訴，上海方面雖然輸了官司，但款項猶存，最後更成功提款。[50]後伍廷芳因法院判決，不能居於租界，先往杭州，後與傅秉常同遊日本。[51]【組圖六】
1920年夏，上海方面來電報，稱粵軍即將回廣東，伍廷芳遂與傅秉常同返中國。抵上海未久，孫科（1891-1973）從香港拍來電報，促派代表赴港。伍廷芳隨即派傅秉常代表外交部和財政部赴香港。傅秉常經常與孫科等在香港的東京酒店開會。粵軍到廣州後，孫中山和伍廷芳等南返，恢復軍政府。[52]傅秉常任瓊海關監督，兼管北海關事宜和兼交涉員。[53]傅秉常稱當地「道尹制度取消未久，余兼管全島事務，形同特區長官，友人笑呼為『海南王』。」[54]【圖七】
[1] “Our Commissioner of Foreign Affairs”, The Canton Gazette,9 May 1924.楊永安博士藏。原文是英文，由筆者翻譯。
[2] 羅香林(1906-1978) ：《傅秉常與近代中國》(香港：中國學社，1973年)，頁7。
[3] 傅錡華、張力校註：《傅秉常日記〔民國三十二年(1943)〕》(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1943年10月30日。1943年至1949年、1958年至1965年的日記經已出版，由傅秉常孫女傅錡華和張力校註。為節省注釋篇幅，只引日期，不引頁數 (簡稱「日」)。其他稿本日記體例相同(簡稱「稿」) 。
[4] 郭廷以校閱；沈雲龍訪問；謝文孫紀錄：《傅秉常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硏究所，1993年)。以下簡稱「紀」。
[5] 《傅秉常與近代中國》，頁17；《紀》，頁5。
[6]〈港紳傅翼鵬昨晨逝世〉，《香港工商日報》，1936年9月18日；〈港紳傅翼鵬逝世〉，《香港華字日報》，1936年9月18日；《日》，1943年2月5日；《日》，1963年6月27日；〈吳述彭(約1892-?)：〈我所知道的傅秉常〉，收於林亞傑主編 ：《廣東文史資料存稿選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卷，頁74-77；《傅秉常與近代中國》，頁17；《紀》，頁3-8。傅翼鵬和傅慶兆生年根據《佛山傅氏族譜》(無出版地及年份)，無頁數。
[7]《傅秉常與近代中國》，頁17；麥氏生年根據《佛山傅氏族譜》，無頁數；卒年根據《日》，1943年11月29日。
[8]《紀》，頁5。
[9]〈簽證貨單〉，《香港工商日報》，1947年5月21日；《日》，1959年6月16日、7月12日； 孫修福編譯：《中國近代海關高級職員年表》(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04年)，頁812。
[10]《日》，1946年7月2日 ；《日》，1959年11月4日。
[11]《日》，1959年11月4日 ；《紀》，頁5。
[12] 《傅秉常與近代中國》，頁18。
[13]《日》，1963年6月27日。
[14]《紀》，頁7。
[15]《傅秉常與近代中國》，頁7。
[16] “Our Commissioner of Foreign Affairs”.Distinction可作「優等」或「優異」解。
[17]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12-1933：A Souvenir( Hong Kong ： Newspaper Enterprise Ltd., 1933),p.32.
[18]《日》，1946年1月22日。
[19]《紀》，頁8。
[20] 〈傅秉常致伍朝樞函〉，1927年5月30日，見陸軍編選：〈傅秉常致伍朝樞函一組〉(1927年5月20日~5月31日)，《民國檔案》，〈檔案史料〉，頁4-8。
[21]《稿》，1932年10月15日。原文是英文，由筆者翻譯。
[22]《日》，1944年4月8日。
[23]《日》，1963年10月14日。
[24] Peter Cunich, 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Volume 1, 1911-1945, (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12), p.379.
[25] 此據放置在中環德己立街香港大學校友會的Hong Kong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President’s Board。
[26]《傅秉常與近代中國》，頁24。
[27]《日》，1943年1月24日。
[28]《日》，1960年4月19日。
[29] 傅秉常可能是弄錯了Lindsay Ride的身份。他是校長而非副校長。因為香港大學校長稱謂是“Vice Chancellor”，直譯便是副校長。
[30]《日》，1963年12月27日。
[31]〈我所知道的傅秉常〉。
[32]《日》，1963年8月18日。
[33]《日》，1946年11月21日。
[34]《日》，1948年10月19日。
[35]《稿》，1932年11月6日。
[36]〈我所知道的傅秉常〉；《稿》，1932年10月13日。
[37]《紀》，頁23。
[38] 橋川時雄編：《中國文化界人物總鑑》(北京：中華法令編印館，1940年)，頁536 ；《紀錄》，頁11。
[39] 此據傅錡華博士所言。
[40]《紀》，頁127。按，伍朝樞不是由何妙齡所出。
[41]《紀》，頁10。
[42]《紀》，頁25。
[43]《紀》，頁24-25。
[44]《紀》，頁15。
[45]《紀》，頁12。
[46]《紀》，頁12。
[47]《紀》，頁13。
[48]《傅秉常先生訪問紀錄》，頁15。
[49] 呂芳上：〈廣東革命政府的關餘交涉(一九一八~一九二四)〉，收於呂芳上：《民國史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頁716-752。
[50]《紀》，頁15。
[51]《紀》，頁15。
[52]《紀》，頁19-20。
[53]《中國近代海關高級職員年表》，頁812。
[54]《紀》，頁20。
傅秉常的簡傳五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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