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述先教授逝世，令我想起了當年在中大新亞書院哲學系上他的課的一些點滴，以及他對我個人的影響。1970年代初，他初來香港執教。後來得知他在1981年才出任哲學系講座教授並兼系主任，1999年榮休。相信我（也有一些其他的同班同學）是劉教授在中大教學的第一代學生。根據我自己的修課記錄，我在三年級的時候（1972/1973年度）修讀了他的兩門課：一門是加西勒的文化哲學，另一門是普通西洋哲學史。
那幾年間，可能劉教授來回於港美之間，而我在1974年畢業後，修讀碩士跟隨何秀煌教授撰寫碩士論文，因此與劉教授的接觸不多。不過，無可否認，雖然是短短的一年，他也是我在哲學系內最欣賞及佩服的老師之一。
劉教授並非新亞書院出身，師從台灣大學的方東美先生，在美國南伊大取得博士學位，並在美國任教有年。我當年入讀哲學系目的有二：一為找尋人生的意義，二是尋求「經世致用」的學問，對社會作出貢獻。入讀哲學系後，兩者並未有所得着，思想及人生方向陷於迷惘，正在找尋出路，此時哲學系迎來了劉教授，令我有春風送爽之感。
中西哲學兼通的典型學者
1970/71年度，正是保釣運動風起雲湧的時候，我也跟隨新亞學生會參加了這場運動。初來任教的劉教授，雖是局外人，也在《新亞學生報》發表了一篇論述保釣運動的文章，其論點已多忘記，不過，印象中大概是在建制與支持學運之間的立場，對保釣既有批判也有讚許；行文論點清晰，情理兼備，雖然不是完全贊成學生的觀點，我看了之後大為折服，令我有讀哲學該當有如許水平之感覺：於學術有所專精，於世局則有「淑世」的情懷；身為知識份子/學者，分析世情不可太抽象，能指向未來的發展途向，尤為重要。這也是我讀哲學的初衷，可以說，有一個時期劉教授是我心目中理想學者的典型。
劉教授不但是中西哲學兼通的學人，更且對西方文學也有深邃的理解。我讀完了他早期的著作，如：《新時代的哲學與方法》、《加西勒的文化哲學》、《語意學與真理》、《生命情調的抉擇》以及《文學欣賞的靈魂》等書後，對他更為佩服。
劉教授個子不高，是典型的學者模樣，有一些羞澀的樣子，談話不徐不疾，講書的時候並不望着學生，也許正在專注於自己思考或講述的課題，與學生未有多作交流（70年代的學者多是如此）。在文化哲學的課堂上，他拿出自己關於加西勒文化哲學的書，逐章講下去，內容是頗為新穎的，但是表達方式卻頗沉悶。在西洋哲學史一科，他用的書是德國學者Windelband所寫的西方哲學史（英文二冊），這本書通俗易懂，對我了解西方哲學史的發展大有裨益。後來我自己讀了Copleston的西方哲學史（八冊讀了五冊）及羅素的西方哲學史，都不及這本精彩。記得劉教授用三條問題概括西方哲學史的發展，對像我一樣的年輕學子的理解，實有提綱挈領的作用，這三條問題就是：What is the origin of the universe?（指古希臘的時期）；What is the extent of knowledge?（指西方笛卡兒及休謨以來的理性及經驗主義的知識傳統）；What do you mean?（指20世紀以來的語言分析傳統）。由於碩士畢業之後，我轉了研究方向，專注於社會科學，這三條問題成為我對西方哲學發展方向的最終知識。
在一年的修課期間，可惜我自己生性內向，與劉教授不是特別親近，只是偶而在課餘之後找他談些時事問題。不過，我在課堂中常常聽到他提出三個觀念：「理一分殊」、「安身立命」以及「終極關懷」（ultimate concern），當年似懂非懂。回想起來，劉教授後來從事於中西哲學之融合以及新儒學之發揚，也許在早期教學中已略見端倪。
另一方面，年事漸長之後，沉淫社會科學有年；再思考這些哲學觀念，明白這些觀念的反省，並不是哲學工作者的專利，而實在是每一個知識人（余英時教授之含意）的知性責任（intellectual responsibility）。自己有幸，在20歲左右就受到這些觀念的薰陶，對自己日後工作做人，實有主導的作用，也不枉是哲學系的畢業生了。
（原刊於鄭宗義編：《劉述先先生紀念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