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香港社會熱烈討論年輕人去中國化的表現，或傾向香港本土化時，部分論據直指外部勢力滲入，企圖影響年輕一輩政治取向。難怪中國政府正努力加強中華文化推廣，於世界各地紛紛設立孔子學院，希望中華文化能在外國能被廣泛接受，減少因文化背景不同所出現敵對現象。若利用孔子儒家學說推銷世界，相信已不合時宜。倒不如憑着中國現在經貿強勁同時，大力資助流行文化和鼓勵歌影視界製作高水準作品，目標達到今天「韓流」或更高層次的成績。若中國軟文化熱興起，已不用國家費心推銷，各國年輕人會自動追隨學習與中國有關的事物，包括漢語學習的熱潮會自然啟動，從漢語學習中，更了解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發展，所謂港獨、台獨思想亦必冷卻下來，對穩定中國和世界政局有相當幫助。
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
若推廣外國人學習漢語，深入了解外國人如何學習中文至為重要，情況絕不能以現今中英雙語學習為起點。原因是英文在亞洲的重要性始於18世紀中期，相比香港和台灣仍普遍使用的漢語繁體字，是跨世紀文字，從秦代到1949年，足足用了2,170年，世界上哪有一種古文字能跨越22個世紀，仍然沿用到今天？由此可見，學習中文，一定要了解中國歷代文化和中外接觸發展史，那麼考究的時段便推前了上千年。
中國除佛學上要到印度取經學習梵文，其他宗教和外族語文都不曾主動學習，或提供語文交流渠道。佛學從南北朝以來盛行中國，史書上記載從三世紀到八世紀，共有169個高僧出國到西天取經，其中只有42人平安回國，其他大多客死異鄉。高僧回國，大量梵文經卷譯成漢語後，再沒有留下學習梵文或翻譯資料。自唐代以後，印度高僧或漢人和尚所譯佛經，均成重要典籍，不停流轉，沒作多大更正或修改。背後原因與現代有多少人能精通梵文和佛理，並可肩負這個重任有關。相對來說，有多少外國學者能掌握中國語文，為這類文化交流多作貢獻？
各種宗教在世上流傳發展，造就不同宗族文化交流，語文學習是溝通最基本接觸。每一位宣教者到達一處新地方，必先掌握當地語言文化，才能發展傳教事業。其中伊斯蘭教、摩尼教、印度教、基督宗教等在中國發展歷程，正好提供這方面研究。環顧中國歷代宗教史，只有強大的基督教文化仍有大批中外學者研究，其他與基督宗教沒拉上關係的外來語，已很少學者作持續研究。基督文化出現於中國漢平帝時期，在歐洲中亞地區蓬勃發展，直至唐太宗貞觀九年（635年），景教開始傳入中國，代表基督宗教正式踏進中國大門。
最早傳入中國的景教源自聶斯脫里（Nestorianism）流派，並非羅馬天主教或基督教會分支。亦因這種不同基督宗派差別，當時盛行中亞和歐洲的敘利亞語，便成了最初流傳到中國基督教主要經文語言，有別於拉丁語系的正統天主教和基督教會，更別於以希伯來語和希臘語為藍本的《聖經》翻譯。以最早基督經文外語翻譯年代看，記載提及唐代景教有35部中文譯本，比古英語聖經譯本還早一個世紀，相隔利瑪竇明萬歷年的中文天主教刊印本，足足早了九百年。故外國人研究學習中文，不能只看19世紀初馬禮遜的翻譯成就、或是明萬曆年利瑪竇的語文貢獻，早於唐太宗年代，基督經文中文翻譯已有相當成績。
唐朝基督教士已習漢語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記錄了唐太宗貞觀年，景教分支聶斯脫里在中國傳教並建大秦寺（教堂）。碑文有1,780個漢字和刻有敘利亞文，可見當年基督教東方教派的領袖，已習胡語、漢語，方便傳道。存世《尊經》提及35部翻譯成中文典籍中，多部是《聖經》內容翻譯。景教最早經典《序聽迷詩所經》敘述耶穌生平，與現今《福音書》比較，中文翻譯用語值得深思，試看其中一段經文：「天尊〔天主或上帝〕當使涼風〔聖靈〕，向一童女，名為末豔〔瑪利亞〕。涼風即入末豔腹內，依天尊教，當即末豔懷身，為以天尊使涼風，伺童女邊，無男夫懷任〔孕〕。令一切眾生見無男夫懷任，使世間人等見即道：天尊有威力。即遣眾生，信心清淨，回向善緣。末豔懷孕，後產一男，名為移鼠〔耶穌〕⋯⋯」很明顯唐代景教受佛、道兩教影響，漢語翻譯上仍保留大量佛教元素。但敘利亞語經文漢譯，目的是方便漢人理解和接受，當時胡人景教僧（祭師）阿羅本是主要翻譯者，他改寫、挪用其他相關語際，以共通簡略表達方式用於基督經文漢文譯本。
在2006年出土的洛陽景教經幢，刻有《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和《經幢記》，其中內容共有七處出現「匠帝」一詞；如「我無元真主匠帝」，「無始未來之境，則我匠帝阿羅訶也。」其中三位一體的聖父、聖子、聖靈，譯作「清靜阿羅訶、清淨大威力，清靜 xxx〔大智慧〕」，可見初期景教入華受佛教影響之深。「天尊」或「匠帝」作為神或上帝的名稱，和「移鼠」代表耶穌，若用於現代翻譯，一定受到不少基督教學者攻擊。唐會昌滅佛後，景教遭禁，教徒被遣回原籍或走避遠處，明顯的傳教活動已不復見。
宋代的情況更甚，沒有景教徒的遺跡可供研究。有記錄由正統羅馬天主教遣使來華，始於1291年的方濟各會教士。他們在元代雖曾建立景教寺，但發展並不明確，仍有待進一步研究。同時，來自敘利亞東教派的景教徒，重新經絲綢海陸兩路進入中國，他們不少來自波斯等地，出土發現元代景教遺物，散佈於浙江揚州、福建泉州、蒙古包頭等地，多以敘利亞文或回紇文刻寫，漢字已少見，可見景教徒在元代十分低調，亦沒有明顯漢化情況出現，只能確定胡人景教徒在元代仍存在中國境內。情況一直到明代萬曆年間，耶穌會成立，外向傳教方針明確，利瑪竇成功進入中國後，才出現顯著的變化。受嚴格培訓來華耶穌會士均保持與教廷通訊，並保留有關中國傳道資料。這樣對基督宗教在中國發展研究，提供大量一手資料，對中西文化交流和語文學習影響深遠。而現存最早記錄學習漢語的字典、辭典和漢語語法便出自耶穌會士之手。
借古鑑今，熟悉唐代景教發展史，除進一步了解基督宗教初期來華的語文學習外，亦有助了解當今在中國發展傳教事業的方向和形勢。中國於1949年解放後宗教活動幾乎停頓，直到改革開放後，宗教活動也開始發展起來，但政治情況並不接納完全宗教自由，而是引導式的發展，若明白中國政策形勢，不難了解中國政府須要「維穩」高於一切。故聰明的傳道者，亦知道他們在中國的位置和可辦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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