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是絕對的儒家

 

周總理，我真想念你！

 

這次回祖國，去了不少地方，意想不到的是，有機會到訪周恩來總理的故鄉淮安，參觀他的出生地和紀念館。這兩地的歷史照片帶給我無限回憶，甜蜜的、心酸的。其中幾張照片，如他於1965年11月祝賀美國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80歲大壽，這晚宴是在我們單位《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安排的，我是當時接待服務之一員。他於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門城樓上和毛澤東、劉少奇、朱德首次接見百萬紅衛兵的照片，我也親臨其境。當時我人在北京，負責處理常住外賓的往來。忽然領導決定我帶領常住北京的外國朋友，如美國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新西蘭和日本和平人士路易·艾黎、西園寺公一、著名國際記者愛潑斯坦等十來人上天安門城樓。我曾歡喜若狂，因為我可以近距離，見到國家領導人。當時的中國人視毛澤東為神，我也不例外。這一切都好像做夢一般

 

歷史上記載的「818」那天，使我最難忘的不是見到毛澤東，而是和周恩來總理談心，因為他是唯一國家領導人與我家有些淵源。為此我心裏一直很驕傲。周總理是很有原則的人，在公共場面，他絕對不表現與我有什麼私人關係，我父親也再三交代：「我和周總理一起留學法國的私人友誼，千萬不要在單位裏顯擺，對你沒有一點好處」。此話我始終銘記在心。現在老人都去世了，我也八十好幾，說說也無妨了。

 

 

在網上和書本上，我讀過許多關於周恩來的評論文章，大多數寫得客觀公正，也有的保持距離，竟然還有不用真名、署名「唐子」的小人，破口謾罵周總理「助毛為虐」「連婊子都不如」「有誰比周恩來會賣？瞧這披人皮的鬼！」這些惡言惡語，令我震驚。他們知道多少實情，就如此發泄。我是生在那個年代的人，和周總理接觸很多，我認為他是中國近代史上「悲劇性」的偉大人物。我非常尊敬他。我將在後兩篇詳談。這篇先談談私事。

 

記得我第一次見到周總理和夫人鄧穎超是1950年，我那時才19歲，在北京外語學校讀書，也就是後來的「外語學院」。他以外交部長的身份多次來我校演講，還有當時的外交官員伍修權、宦鄉、陳家康、喬冠華等等。周總理談他的外交經驗，給我的印象特別深。某次，老外交部大禮堂（在現在的外交部街）組織一場周末聯歡會，把外校幾十位男女同學請去了，我是其中之一。周總理和他的妻子鄧穎超大姐（人人都這麼叫她）也來了。那天是周末聯歡晚會，當他們發現我是關錫斌的小兒子時很是高興，還和我談起他們和父親在1919年五四運動時，一起在天津組織反北洋軍閥的革命組織《覺悟社》的趣事，顯得關係很密切。他向我問長問短，鼓勵我好好讀書，將來好好地為祖國外交工作獻力。至今難忘。

 

 

再回頭談文化大革命1966年8月18日那天，毛澤東首次檢閱紅衛兵，眼看50萬紅衛兵個個熱淚盈眶、高喊「毛澤東萬萬歲！」通過天安門，場面驚人，怎不讓人動情。可以這麼說，當天的毛澤東是他這一生中最「光輝」的一天，比起斯大林在紅場和希特利在柏林廣場見群眾的場面，威風神氣得多了。他被紅衛兵視為真神下凡，全國媒體也把他捧上了天。不知多少參加接見的紅衛兵因為親眼看到了城樓上的毛澤東，激動得近於瘋狂。連城樓兩側外賓席上從全世界特邀來的馬列主義政黨左派代表們，也近於瘋狂。當毛澤東走到他們的上方向他們揮手時，他們也又蹦又跳地高呼萬歲，都是我親眼所見。那天，凡是在天安門廣場上的人幾乎都被這種瘋狂所感染，毫不奇怪。

 

那天周總理也一早就到天安門城樓上，離紅衛兵游行還有一段時間，周圍無人，他發現我，要我陪他在城樓上往北京飯店的方向轉轉走走。我當然太高興了。我見他說話有氣無力，走路搖擺，就對他說：「總理，您今天顯得很累啊！」他用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回答：「是很累，我昨天一夜沒睡。為了不讓毛主席站得太久，力爭紅衛兵隊伍在三小時內全部通過天安門，我昨夜百萬紅衛兵試走一遍」。聽了這些話，我十分感動，並且體會到，周總理是多麼地愛護毛澤東。他又問了問我父親的情況，最後問我：「你參加造反了嗎？」我搖搖頭。他接着說：「毛主席號召紅衛兵『革命無罪，造反有理』，你也要在本單位參加「造反」啊！」那晚，我受他感動，一夜未睡，寫了36頁大字報，第二天，8月19日掛在單位的走廊裏，批評本機關領導的保守和單位的死氣沉沉。沒想到，一文激起千層「浪」，成為我後來逃離國外的導火線。當然，這與周總理無關。這是命。

 

 

隨着毛澤東點起文化大革命之火，前後八次接見紅衛兵，學生們都不上課鬧革命了，到處串聯，他們引用毛澤東語錄裏的話：「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對敵人的同情就是對革命事業的犯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於是紅衛兵對毛澤東的崇拜狂熱情緒發展到難以控制，導致了盲目極端。他們到全國各地串聯，都以革命的方式破除和批判他們所認為的「封、資、修（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他們對所謂的地富反壞右（地主、富農、反動派、壞分子、右派分子），不分青紅皂白，往死裏整，再加上文革領導成員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所謂的四人幫起着煽風點火的作用，其罪行真是罄竹難書。

 

這後面，當然有毛澤東的影子。全國一片混亂。我的政治成見成為了當時「浪」潮的最大對立面。但這裏，我一點也沒有責怪周總理的意思，是「毛澤東思想」沒有把我「改造」好。

 

 

我發現，那一時代的知識分子儒家思想很重，雖然他們都是革命者，但像周總理和我父親的「君君臣臣」思想仍根深蒂固。他們對新君毛澤東永遠是忠心耿耿，紅衛兵在全國打砸搶，到處點火，大鬧神州，周恩來則到處撲火，對毛澤東則毫無怨言。這樣的忠君宰相，哪裏去找？當時社會上對周恩來本人的評價基本上是積極的，因為他從來不像四人幫那樣到處挑撥，永遠正面引導，到處滅火。故而在他1976年辭世後，北京近百萬人夾道送殯，最說明問題。當時毛澤東執行的極左的「革命無罪」政策是社會主流，有誰敢出來抵制，包括大畫家林風眠、劉海粟、黃永玉，作家丁玲、曹禺、老舍，郭沫若，連批判檢討自己還來不及呢！有的選擇自殺的道路；見風使舵，助紂為虐的也大有人在。

 

時過境遷，責怪周恩來的也大有人在，多數意見是：明明毛澤東當時所執行的政策不得人心，尤其是讓一些對革命有功之臣含冤而死，你周恩來為什麼不出手挽救。連毛澤東老婆江青那麼趾高氣揚、目中無人，包括對待你周總理本人也是當眾人面無理指責、甚至侮辱，但你作為總理，仍忍氣吞聲，說明你也不是正人君子。但是，我的觀點完全不同。我認為周總理是一個絕對的儒家，君是君，臣是臣，一切以國家社稷為重。如果他當時和毛澤東一旦拔刀相向，他既不會成功，說不定會使中國社會大亂。那麼中國老百姓還會有今天——吃飽穿暖，到處自由旅行的和平社會？

 

關於我如何評價周恩來，且聽我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