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圖片：周小川表示，金融界十分重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並提出各種政策建議。（亞新社）
從我接觸的數學模型看，就產品／部門結構而言，結構性問題和價格問題是原始對偶關係，結構性改革（調整）和價格改革（調整）是等效性議題。當然必須有一個有效市場假設，絕大多數情況下這個假設成立，即便是市場無效的情況，也有一些辦法修復價格機制。實踐中也發現，即便是某些重要產品，政府主導定價也未見得就更好。成品油可能是個例子。利率、匯率價格決定問題也大抵如此。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消除價格扭曲。
消化過剩產能，特別是在消化過剩產能中如何保護好職工的利益，如何解決好轉崗、再就業等問題，是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也是非常複雜和綜合的問題。國家在制定經濟政策包括研究結構性改革時，都很重視這個問題。
這裏涉及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過剩產能是怎麼產生的，今後能否減少再發生嚴重過剩產能的情況，從而減少調整的痛苦；二是在當前化解過剩產能過程中，有哪些政策性問題應該加以重視、研究解決好。
結構改革重點之一是應消除價格扭曲
從經濟發展的規律講，由於技術的發展、社會的變化以及需求的變化，產能的利用率狀況肯定是不斷變化的。有些產能在投資時是很有用的，但過一段時間可能就在技術上過時了，再過一段時間就變成過剩的了，需要消化。現在的職工也很難像以往那樣學一門本事，就能干一輩子，中間可能需要轉崗、再培訓，以適應社會的快速變化。特別是，最近20、30年，技術和社會的演變非常之快，從這個角度來說，過剩產能的出現並不奇怪。
但是，有些過剩產能是由於我們政策、體制上的原因和對市場規律把握得不好造成的。首先，產能過剩在很大程度上與價格扭曲有關。有些行業上項目時，大家都表現得非常積極，這很可能是因為價格有問題。價格有問題也可能是稅收有問題間接造成的。不妨舉個例子，上世紀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紡織能力過剩，後來不得不通過砸錠子來處理產能過剩。其中第一個原因就是因為價格扭曲，使大家一度覺得這個行業利潤非常高，有資金就可以投資辦廠。那個時候，大量湧現的鄉鎮企業集中在紡織行業。後來經濟學專家的分析認為，造成紡織產能過剩的一個原因是有效關稅稅率出了問題：化纖顆粒的關稅非常低，而抽紗產品的關稅過高。這樣就人為導致國內成品價格偏高、生產的附加價值顯得高、利潤空間大，造成一種可以盈利的假像，吸引了大量投資。隨着我國貿易政策的改革、關稅扭曲的消失，後來發現該行業根本就沒有多大盈利空間。現在，這類扭曲也還是存在的。
第二個是環境成本。環境成本問題其實也是一種價格扭曲。理論上，如果有污染，首先得把污染治理打入成本，對污染物進行處理；如果有碳排放的話，得要為碳排放承擔代價，所謂碳配額的做法就是要求排放者先購買這個配額，把代價計入成本和價格加以吸收。如果沒有吸收環境成本，價格就會失實，企業就會覺得這個行業的利潤挺高，投資就會增加，產能相應增加，最終會產能過剩。以後對環境的要求一提高，對環境污染的罰款一增加，許多企業就會做不下來了，產能過剩就會暴露。
第三，還有一類產能過剩跟貿易政策有關係。有些產能在投資時就是瞄準出口市場的，比如光伏電源產業，對國內市場來說，這些產品的價格偏高，當時是接受不了的，所以主要是依賴出口。一旦國際貿易出現爭端，出口遇到困難，這些行業就會產能過剩。因此，一方面在投資的時候，就要對國際市場有充分估計；另一方面在全球貿易政策上，要強調不能出現貿易保護主義，不得濫用貿易救濟措施，否則就會對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帶來不利影響。
此外，民營資本作投資有很多抱怨，想投的行業不是自由准入。有些行業禁入盡管在規定上已解除了，但實際上受制於「玻璃門」、「旋轉門」。結果，能考慮的行業相當有限，主要集中在制造業，就容易導致投資過於集中，甚至是一有機遇和窗口就一哄而起。
再有，從金融工作來講，過去有很多商業銀行在貸款導向方面、行業方面研究薄弱，業務過於粗放。如果是國家鼓勵的行業，銀行就貸款，貸款出現問題也不是銀行的錯；如果是國家禁止的行業，比如「兩高一資」行業，那就一概不能貸。「兩高一資」其實覆蓋面很大，中間有一些細分的行業競爭力還是較強的，但國家既然給這些行業「戴帽子」了，反正就不能貸款，也不能發債，不能上市融資。總之，有些金融工作還是比較粗的，不能夠真正承擔責任，抓住產業發展的多元化。隨着經濟周期發展，之前如對產能過剩行業支持較多，有些問題等到發現已為時偏晚。事後需要產能調整時，銀行反而會產生大量的不良資產，自身也深受其苦。
當然，某些行業出現產能過剩也與需求方變化有關係。我國投資占 GDP 比重一度過大，需求比較多，導致對鋼材、水泥需求量過大，當需求下降後，這些行業就會產能過剩。這種周期性波動，在其他許多國家也存在，但我國較突出。
總之，產能過剩產生的原因非常複雜，是個綜合性很強的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通過研究，希望每過一個階段，我們都能從中吸取經驗教訓，少犯重複性錯誤，特別是減少價、稅扭曲，使我們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搞得更好。
多管齊下，加快推進結構性改革
金融界非常重視對這個問題的研究，提出了各種政策建議。首先，職工的基本福利保障特別是養老、醫療的保障體系的有效性非常重要。這涉及勞動就業的靈活性大小，涉及如果需要去產能，職工能否順利解決轉崗、再就業的問題。我們一直認為養老金的改革是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過去有些問題就發生在這個環節。養老體制改革如果搞得好，痛苦就會少。歷史上，我們也有做得不夠的地方。回想起來，我們國家在20多年前就提出要建立「三支柱」型的養老保障體系，即社會統籌、個人賬戶和商業性保險，但這麼多年來，我們現收現付在保障體系所占的比例仍然相當高，使得養老金交付比例過高。這個比例過高並不是說養老金使用得不合理，而是說現在的人還承擔着過去中老職工的養老保障負擔。
其次，我們養老金賬戶的可攜帶性還是不夠的，即如果換工作需要換城市、換省份，攜帶養老金不夠靈活方便。改革方向不是簡單地搞大一統、全國統一標準，這樣未必適應中國的國情。類似地，還有醫療的問題。如果醫療能更多依靠醫療保險，同時不管崗位怎麼換，都可攜帶，這將有助於解決再就業問題。在有些以資源型生產為主的城市，需要進行結構調整從而涉及職工更換崗位時，如果養老、醫療保障能夠順利銜接，將是很有幫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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