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思勉（1884─1957年）的史學著作為世所重，由來已久，近年備受推崇的程度，是同時代史家所罕見的。有關呂思勉生平和著作的專書，以李永圻、張耕華編撰《呂思勉先生年譜長編》上、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最為可觀，凡1200餘頁，收錄文獻資料甚豐。
據此書〈凡例〉，呂思勉的傳記資料，均按年月編排。「著述部分，凡未刊文字如日記、書信、詩文、札記、隨筆等，按原稿或手稿全文錄入。已刊的書稿等，除介紹主要內容、寫作經過和學術影響等，還節錄部分重要的段落或章節編目等，以明其大致概要。」每年的「著述篇目」一欄，僅記撰寫時間、初版、出版單位、年月等；至於再版、重印、改題、節選、刪節及最新出版情況，則編入附錄二〈呂思勉先生著述繫年〉。
正文分為七卷：
一、〈1884─1911年（生年─28歲）〉；
二、〈1912─1925年（29─42歲）〉；
三、〈1926─1936年（43─53歲）〉；
四、〈1937─1945年（54─62歲）〉；
五、〈1946─1949年（63─66歲）〉；
六、〈1950─1957年（67─74歲）〉；
七、〈1958─2012年〉。
按：第七卷所記，是呂思勉去世後遺著出版經過、著述重印記錄、學界紀念活動及呂思勉家屬的概況等。
錢穆為呂思勉的學生
呂思勉少時隨父親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隨母親讀《綱鑒易知錄》，16歲開始自習史學，1907年在蘇州東吳大學教授國文、歷史，在常州府中學堂教歷史、地理，學生中有錢穆等人，先後任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編輯。1925年任私立滬江大學教授，該校的前身是上海浸會大學，「滬江風氣，遠較從前之東吳為佳」。當時他講授的科目，包括文化史、哲學史及文字學。（頁317）《年譜長編》第一、二卷敘事，止於此年。
1926年起，呂思勉任私立上海光華大學國文系教授、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據呂氏自述，「其時光華大學初創，氣象甚佳，確有反對帝國主義之意味。」（頁317）直至1951年全國高等院校調整、光華大學併入華東師範大學為止，呂思勉一直在該校任教，他一生的重要著作，均在光華大學時期完成。
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後，呂思勉一度在省立安徽大學任教；1935年12月，與馬相伯等署名發表《上海文化界救國運動宣言》。1936年8月，任吳越史研究會理事。1941年上海租界淪陷，光華大學停辦。呂思勉攜眷歸鄉，閉門著作。1942年秋，任常州青華中學文史教員，曾兼輔華中學教席。1945年抗戰勝利後，重返光華大學任教。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呂思勉已屆66歲之齡。《年譜長編》第三、四、五卷敘事，止於此年。
撰述經得起時間考驗
華東師範大學成立後，呂思勉任該校歷史系一級教授，並當選上海歷史學會理事、江蘇省政協委員，晚年專心從事中國斷代史研究和撰作。1957年10月7日病逝，終年74歲。《年譜長編》第六卷，對他晚年生活和著述情形有詳細記載。呂思勉逝世至今已56載，學界對其史學成就的肯定有增無已，說明了他的撰述不論是普及性書籍抑或學術性專著，都經得起時間考驗而益顯露其光華。《年譜長編》第七卷所述，止於2012年，踏入2013年，坊間已見有呂思勉著作的新輯本刊行。
書末附錄呂思勉女兒所撰〈呂翼仁回憶四篇〉，包括〈回憶我的童年〉、〈先父呂思勉在抗戰中的生活片斷〉、〈我在抗戰時期的兩年教書生涯〉和〈回憶我的父親──呂思勉先生〉。末尾一篇提到呂思勉對社會科學的態度，很值得我們注意，這段文字有助於進一步認識呂思勉史學的精髓，引述如下：
他除了讀舊籍之外，又閱讀大量新書，尤其是社會科學方面的書，23歲後決心學歷史，所以他是在廣泛研究社會科學基礎上治史的，以治史的人而論，眼光就比較寬。眼界寬，看事情容易融會貫通，從縱的角度來說，就能著眼於事情的變化發展；從橫的角度來說，也有利於比較研究，父親所以能在史學方面作出較大的貢獻，說不定和他治學方法有關。（頁1187）
呂思勉的著作，主要包括：兩部中國通史──《白話本國史》、《中國通史》，四部斷代史──《先秦史》、《秦漢史》、《兩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另有專史及其他著作多種，總數達600萬字。1982年起，《呂思勉史學論著》次第出版，流傳甚廣，愈後而愈見其普及。呂思勉曾以14年時間，專心閱讀「二十四史」三遍以上，用功之勤，當世史學家殆無出其右。學者嚴耕望尊陳垣、陳寅恪、呂思勉、錢穆為二十世紀中國四大史家，此說已漸成學界共識；蔡尚思至於將呂思勉的通史著作與清代趙翼的《廿二史劄記》相提並論，亦是合適的，趙翼為陽湖人，呂思勉為武進人，常州史學一脈相承，於此可見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