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羅大眾打開電視機看新聞，如果聽到某高官說了二、三十次同一番說話，最多會視之為「人肉錄音機」，自動關上耳朵，甚少會認真思考當中的意思；認真思考者中，又會把想法整理並寫成一本書，更是少之又少；而這本書又能成為暢銷書及得獎書（註一），更是鳳毛麟角。但的確有這樣一個人，就是知名社會學家──呂大樂。本社訪問這位知名社會學家，試圖從《香港模式》一書說起，審視香港成功的前世今生。
不少人研究城市興衰，希望知道究竟過去香港賴以成功之道是什麼？未來可以靠這個模式延續優勢嗎？對於這個問題，其實呂大樂在《香港模式》序言中已經解答。他開宗明義寫道：「『舊夢不須記』──曾經為香港帶來安定與繁榮的種種制度安排，早已因為內外環境出現了變化，而無法繼續發揮其原有的作用……我甚至可以肯定地說，『回到過去』一定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
尚未打開《香港模式》一書，讀者多數會留意到本書副題相當有趣──「從現在式到過去式」。其實呂大樂在其他文章曾提及香港是一個「現在式」的社會，一部分原因是在以前的年代，在這個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香港既無規劃，也不是那麼相信規劃，很少思考未來；同時，香港也很少去想過去的事情，歷史文化保育起步較遲，這就是所謂的香港「現在式社會」，這個如此強調「現在式」的社會到了1997年前後，其實她的發展模式已經差不多了，這種強調「現在式」的狀態本身慢慢變成了過去式，所以副標題的意思就是說，這一香港發展的模式到了今天，因為大環境的變化已經不可能再不斷重複，就可以克服到她所面臨的問題。
把過往優勢認真拿出來檢討
談到創作背景，原來寫這本書的機緣，是呂大樂有一天在電視機旁聽新聞，「行之有效」四個字出現不下二、三十次，他就想，是否真的？於是找出幾樣「行之有效」，過去認為最「殺食」的東西出來，逐一檢視，結果就有了幾個主要的篇章：靈活的中小企、積極不干預政策、神話般的公務員團隊、諮詢式政治、「新市鎮─公屋─工業」三環緊扣的都市規劃方式等等。希望認真檢視後，如果發覺不再行得通，就要承認，並改變固有想法，不再重覆所謂「行之有效」之事。
結論是：自九七回歸以來，香港社會過往成功的發展模式、制度支柱陸續暴露出一些問題和弱點，既無法解決現存的困難，更難以面對未來更為複雜的情況。發展到今天，香港模式已經不是某一個局部出現問題，很多因素是互相聯繫的，一部分改變後，另一部分就做不到了。
缺乏創業的基礎
以靈活的中小企為例，打從九十年代初，呂大樂便開始研究並書寫香港的工業轉型，在英語學術文章和學術研討會上，他都認為香港沒有工業轉型，只是搬去珠三角，繼續走勞動密集的模式，只會後患無窮。作為少數提出此說法的人，當時不少學者都取笑，認為是天方夜譚。但在他心目中，缺乏製造業，就令創業少了基礎。
創業的今昔故事是這樣的：從前一個香港女士可以由車衣女工做到判頭，甚至接單做老闆，不少中小企也是這樣誕生的。但現在的年輕人學沖咖啡拉花，又如何做老闆？兩者情況十分不同，舊日的創業夢，今天還存在嗎？
再以都市規劃為例，「新市鎮」發展模式過往無往而不利，是因為有製造業，產業轉移後，原有效果不再存在，特區考慮發展小型新市鎮，「但明顯不是市鎮規模大小問題，而是模式行不通。」他又問：「政府希望透過『行之有效』的諮詢模式回復和諧，難道是因為現在的諮詢對象都成了壞人，還是諮詢政治有其局限？」
面對種種問題，呂大樂認為，過往環環相扣的這套模式已經有問題，「如果這一刻你只就以為可以解決香港今天面對的問題，我覺得是不會成功的。」
對呂大樂而言，過去很多年行之有效的這套模式，今天看來既是遺產，也是包袱。它有留下來的一些值得參考的地方，同時要有一個通盤的反思過程，但是，當掌權者參考完之後以為這個就是方程式、就是萬試萬靈的解藥，覺得自己想透過微調、局部改變就可以重新再用，這樣它就變成了包袱。因為所謂的「行之有效」是以前的情況，不是現在，也不是未來，如果香港被這個大包袱拖住後腿的話，很難往前邁進。
困局如何打破？
未來怎麼破解這樣的困局？呂大樂認為，如果香港要再次騰飛的話，或許真的需要一個很大的轉變，政府、社會要具備一種跟以前的做法很不同的思維才有機會扭轉現在的狀況，「我開始不相信循序漸進，透過小修小補就能解決問題，可能要有一種『無厘頭式』解決方法。」以城市發展為例，呂大樂認為與其像現在般想在市中心插針式找地、以為蓋幾幢樓就可以解決居住問題，「倒不如像我說笑般，在香港管治範圍內去填海，填一個面積等同香港的島出來，這就是新市鎮，提供產業發展空間，或許反而可以發展些新東西出來。」
欠缺大布局式思考
在「香港2030＋」的規劃中，希望把觀塘打造成第二個商業核心區，為正在轉型的新商貿區內的企業提供另類選擇，發展創科產業。但呂大樂又笑道：「政府可以訪問華為，會否把研發部分搬來香港？相信華為的答案會十分簡單。」現實情況是，一來內地租金較便宜，二來不乏電子工程師供應，因為深圳薈萃全國人才，但若基地設在香港的話，要申請人才過來，手續繁複很多。所以當政府希望把觀塘「執企理」，變成第二個中心商務區，以較低廉的租金吸引初創企業，成為創新科技跳板時，呂大樂認為：「沒有真正的空間思維，大布局式思考，難以作出大轉變。」大轉變何時會來？暫時又似乎看不到現有框架下如何出現，畢竟香港社會的惰性太強。
註一：兩年一屆的國際亞洲研究學者大會圖書獎創立於2004年，旨在獎勵亞洲研究領域的優秀著作、吸引國際學者對亞洲出版作品的關注，以往只會選出以英文撰寫的人文類及社會科學類書籍各一本，獲獎書籍均為亞洲研究的頂尖著作。今年，中文、法語、德語、韓語及日語的亞洲研究著作，首次被納入國際圖書獎範疇。
呂大樂簡介
現為香港教育大學（教大）副校長（研究與發展）、香港社會研究講座教授、香港研究學院總監、管治與公民研究中心署理總監及大中華研究中心總監，曾任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期間並出任社會科學院副院長（2010-2011）及社會學系系主任（2011-2014）；亦曾任教於香港城市理工學院（1986-1988）及香港中文大學（1988-2009）。早年畢業於香港大學，取得文學士及社會學哲學碩士學位，期後於英國牛津大學取得哲學碩士及博士學位。呂氏研究範疇廣泛，涵蓋階級分析、經濟社會學、城市社會學和香港社會研究等領域，亦一直熱心參與社會事務，除擔任多個與社會服務有關的志願機構的委員外，亦有出任政府及專業團體的委員會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