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在全球各類城市的最新排名總會登上新聞頭條，而我們的政治人物總會定位香港為中國與世界的橋樑，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研究講座教授呂大樂在《明報》撰文表示，作為一個全球城市，無可避免要攀上更高的世界地位，吸引投資、創造高增值工種及提供一流商業及專業服務等。
但他指出，這種「全球城市論述」只有講求主流的創造財富手段，如創科創業，不甘安分地做個中游分子，與一般「平凡年輕人」距離甚遠，「沒有怎樣認真考慮中游分子、普通人的福祉」。
創科創業 無考慮普通人福祉
呂大樂教授提到，主流的創造財富手段莫過於創科、創業和創意，受惠於這些發展策略的人不多，而有本事投身其中、獲得好處者，也需要具備一定條件。「在青年學生之中，理科、數學欠佳，又不善於創作、文化、藝術的，或者才是大多數。而他們有條件創業嗎？」他認為，年輕人創業值得鼓勵，但無法作為回應甚至解決年輕人就業問題的手段。
當然，作為「全球城市領袖」，無需要為每個人、每個細節提供答案，只要看宏觀問題、為發展找方向。創科創業可以成為香港經濟發展的「火車頭」，「在一環扣另一環的經濟活動中，總會因為主要動力有帶頭作用，其他人便會得益」。這是一個假設──「滴漏效應」。但他反駁，30多年的全球化、新自由主義經濟歷史告訴我們，「贏家通殺」才是常有的場面。
富者愈富，貧者愈貧，他質疑，「現在還有幾多人會相信，少數人先富起來便等於自己離好日子不遠？還有幾多人願意容忍、等待？」因此，他認為，全球城市論述只照顧少數人，沒有怎樣認真考慮中游分子、普通人的福祉，他們的角色、希望不能只依賴「滴漏效應」。
